（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11.2.5.）
也谈“我的祖国”
——顺致钢琴家朗朗书
赵常青
2011年元月19号晚，在奥巴马总统为“胡主席”举行的国宴上，有一位叫朗朗的中国钢琴家为两国元首和来宾演奏了一曲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据说，朗朗表演结束后，两国元首都喊了“Yeah!”,甚至，“胡主席”还对钢琴家做了比较夸张的拥抱。但是，朗朗的演奏却在中美民间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钢琴家的表演成了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笑话，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然羞辱——朗朗对此做了否认。有趣的是，白宫发言人在回答外界的质疑时，也认为“羞辱”一说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我在这里并不想谈论由艺术家朗朗弹钢琴所引起的“外交风波”问题。我感兴趣的是朗朗通过媒体采访和微薄记述对此事件所作出的回应——朗朗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采访时称自己“从来都不知道电影《上甘岭》”，“完全不知道《我的祖国》这首歌的背景”，与此同时，朗朗在网络日记中记载了自己在白宫演奏《我的祖国》时的那份感受，他说：“能够在众多贵宾面前演奏这首赞美中国的乐曲，仿佛是在向他们诉说我们中国的强大，我们中国人的团结，我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
朗朗的前述文字至少向我们传递出这样几个信息：
其一，他对于朝鲜战争是一无所知的，更不知道《我的祖国》这首歌曲产生的背景；
其二，他认为中国是“强大”的；
其三，他认为“我们中国人是团结的”，并以中国的“强大”和“团结”而“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
朗朗对历史问题了解不深、了解不透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是搞艺术的，毕竟历史不是他的专业。但朗朗在这个有关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应该了解一些常识。朝鲜战争是平壤政权违反有关国际法规定首先挑动起来的侵略战争。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登陆朝鲜半岛以阻止平壤政权对韩国的入侵时，中国的领袖集团不顾国家实力决定出兵朝鲜以抗击所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合国部队。结果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有一百多万中国青年在朝鲜战场洒下了鲜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毛泽东之所以敢打朝鲜战争，是因为他相信“人多力量大”，相信中国有的是人。这场战争，官方资料显示志愿军战斗伤亡损失近40万人，民间资料保守统计为阵亡和死于重伤人数在70万左右，负伤的不计——参颜昌海：《韩媒吁纠正朝鲜战争被歪曲的历史》）。不仅如此，中国因为朝鲜战争还大肆向苏联借债（毛泽东向苏联举债为志愿军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到1959年中苏反目断交时，苏联大举逼债，而中国政府为了还债又不得不加大对农村的搜刮，结果加大了中国农村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产生的饥荒，导致数千万中国公民因饥饿而死亡，甚至在中国大地发生了多起活人偷食死人尸体、活人吃活人的惨剧，这便是朝鲜战争带给中国人的第一个恶果。
朝鲜战争带给中国人的第二个恶果便是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朝鲜成了中国无法甩掉的包袱。为了扶持平壤金氏独裁政权，截止目前，中国政府已向朝鲜无偿援助累计8000亿元人民币。而这8000亿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只是养肥了金日成—金正日家族，绝大部分朝鲜人民在这个独裁政权的压迫下却过着一种饥寒交迫、黑暗无边的生活……我想，朗朗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他在了解了有关《我的祖国》这支曲子的相关背景资料后，就不会再为这支曲子的“优美”旋律所迷惑了。不过朗朗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终究是可以原谅的——我再说一遍，他毕竟是艺术家，而不是搞历史的。
但是，这个搞艺术的钢琴家却在其他两个方面犯了我所不能容忍的常识性错误，即他所引以为自豪的有关“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人的团结”的问题。
中国真的“强大”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所谓中国的“强大”的问题。
这几年（其实是若干年以来），在某些中国人的心里有一种甚为虚幻的“自大”感，这种意识认为中国经过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已经突飞猛进，中国不仅成了所谓的“世界工厂”，而且中国的GDP也已经跑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上了，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不仅能够慷慨的免除几十个非洲国家所借取中国的几百亿元的到期债务，而且中国领导人也敢于背着鼓鼓囊囊的钱袋子去为发达国家增加GDP，甚至，中国人成了这个世界奢侈品的最大消费群体。除此之外，中国人的军事力量好像也发展起来了，不仅坦克、飞机、二炮令人眼红，而且中国隐形战机歼—20也已经高调展露在世人面前，于是乎，以朗朗为代表的某些中国人便激动了——你看，中国崛起了，中国强大了，多自豪呀！多骄傲呀！
中国真的“强大”了吗？
且慢，做这种结论最好谨慎些，否则会贻笑天下的！
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味着这个国家一旦受到利益伤害会以勿容讨价的动作予以坚决回击的。如美国是强大的，包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内的邪恶力量一旦公开挑战和损害美国的利益，其结果在短时间里就被美国收拾得如同过街老鼠一样到处乱窜。可是中国呢？尽管也有飞机大炮、尽管也有这弹那弹，可是这些武器对外能够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吗？我看未必，不说远的，但就最近十来年便发生了多少损害国家利益、丢尽国家脸面的事情，请朗朗细看如下事实：
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政府干什么了呢？“抗议”而已！
2001年，南海发生撞机事件，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王伟被撞飞失踪了，中国政府干什么了呢？“抗议”而已！
若干年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三流国家大肆侵犯中国所属南海诸岛的利益，中国政府干什么了呢？“抗议”而已！“抗议”完了，还要说什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云云……
又如被日本占领的钓鱼岛问题，北京政府做了什么呢？“抗议”而已！还不如台湾、香港及大陆民间人士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现。
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在1991年和2004年，北京政府竟然置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悍然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中俄边界划分协议（主要是江泽民氏与俄国人签订的《五.一六协定》），协议确定两国边界划分以两国当前实际控制线为原则进行勘定，这实际上意味着北京共产党政府在事实上承认了沙俄帝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战争中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等，要知道，沙俄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夺掉中国东北及西北将近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些领土相当于今天四十多个台湾省的面积，而且这些地方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森林、水资源都很丰富，这些条约既就是在北洋政府、蒋介石、毛泽东等人手中也没敢承认它的合法性，但是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手里却不假思索的接受了这些“卖国条约”的合法性——面对“强大中国”的如此表现，敢问朗朗先生还能高谈阔论什么“骄傲和自豪”吗？！
有意思的是前不久，中国的官方网站还在自己的新闻里用大字标题报道说“塔吉克斯坦退还中国1000平方公里领土”，这可能会令以朗朗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者”惊喜无比吧，这难道不是中国“强大”的表现吗？且慢，要知道事实上中塔两国涉及争端的领土面积多达28500平方公里，塔国退还给中国的1000平方公里领土实际还不到争议领土零头的八分之一，而塔国只不过是中亚地区的一个甚为落后的弹丸小国……读到这里，朗朗先生又会对自己的“强大”中国结论作何感想呢？难道中国的机枪坦克只是在北京市民和学生面前才能表现出自己的“强大”？难道中国的导弹只是喜欢在台湾同胞面前炫耀自己的威力？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发给我的手机短信中转引了这样一个段子来谈论“世界各国的实力”——
1、美国人的实力：想打谁就打谁；
2、英国人的实力：美国打谁我打谁；
3、法国人的实力：谁打我我打谁；
4、日本人的实力：谁打我我让美国打谁；
5、韩国人的实力：谁打我我和美国一块演习；
6、朝鲜人的实力：谁惹我我就打韩国；
8、中国人的实力：谁打我我就向谁提出强烈抗议。
虽然段子不乏辛辣和幽默，但对于衡量中国的“强大”实力来说，不失为一语道破天机！现将此段子特地抄录给钢琴家朗朗先生，免得动不动就在国际舞台上盲目地激动起来了！骄傲起来了！自豪起来了！
势同水火的官民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令朗朗“深感荣幸和自豪”的所谓中国人的“团结”问题。
朗朗所谓的中国人的“团结”是什么意思呢？朗朗并没有解释，根据百度词典中的解释，“团结”有如下四层意思：
A. 唐宋时的地方民兵或民兵组织；
B. 和睦、友好；
C. 联合起来以完成共同目标；
D. 指分散物聚拢成团。
很显然，朗朗所谓中国人的“团结”应该是第二层和第三层意思，即：中国人内部不仅是和睦友好的，而且能够联合起来完成共同目标，所以朗朗很“自豪”。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人内部是不是“和睦友好”的。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人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层，即处于统治者、剥削者、和压迫者地位的官僚贵族暴富集团阶层和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大众了。权贵阶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大概不到百分之五，即大约在5000万人左右，这5000万人因为各种利益关系而结成了一个既得利益共同体，他们因为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种优质资源，所以从总体上讲他们是“团结”的，至少是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的，从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的命令到“照顾领导干部子女就业”的红头文件都可以看到权贵集团内部的“友好”与“和睦”。
除过这个占人口百分之五的权贵阶层，剩下的便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了。人民大众——不管是工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失业大学生，还是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服务行业人士，由于他们都是社会的中下层劳动者，他们之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冲突，因此人民大众内部也可以说是友好的、和睦的、团结的。
但是在权贵阶层与人民大众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友好的、和睦的、团结的关系吗？
答案是否定的：NO!
在当代中国，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压迫和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官僚阶层通过权力寻租（腐败）和各种各样的自我奖赏和自我照顾（如各种各样的福利补贴）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致富”先锋军。除此之外，在近十来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还造就了一个“掌勺者私分大锅饭”乃至于“私占大锅饭”的暴富集团，他们通过国家权力杠杆将大量国有资产变相据为己有，并造成大量企业工人下岗而成为一无所有的城市无产者。更有甚者，在近二十年的城市化运动中，以出身于权贵阶层为主体的地产开发商借助政府军警力量和地方黑社会流氓力量对城市贫民区的居民和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形成了“宰你没商量”的血腥“圈地运动”，几乎每一片被强制拆迁和强制征收的土地上都洒下了该地人民的泪水和鲜血，甚至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公平正义早已荡然无存。当官僚们叫嚣“你们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时候、当官僚们侮辱人民“算个屁”的时候，当官二代叫嚣“我爸是李刚”的时候，当杨佳们有冤无处诉的时候，当通钢管理层不管工人死活的时候，当唐福珍们一个又一个的在烈火中倒下还要背上“暴力抗法”的罪名的时候，当钱云会、李莉们被公然碾压在载重车和挖掘机的滚滚车轮之下的时候，在中华大地引发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群众性抗议浪潮。无论瓮安事件、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杨佳事件、通钢事件、苏州高新区事件、江西宜黄事件还是乐清钱云会事件，无一不折射出权贵集团的贪婪、冷酷和暴虐，无一不折射出人民的抗议和怒火——马克思当年曾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也是对中国权贵集团强取豪夺人民大众各种财富的真实写照。当官僚集团和暴富集团习惯于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横征暴敛的时候，当人民大众的“仇官”、“仇富”心理成为社会常态的时候，中国社会孕育的恐怕不是友好、和睦、和谐、团结，而是“势同水火的官民关系”（公盟结论），这个关系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中国社会的前景恐怕会有一场大泽乡式的全民抗议。到那时，高声为权贵集团背书而无视民间疾苦的朗朗们恐怕连自己的钢琴都会被愤怒的大铁锤砸得稀巴烂！
可见，令朗朗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人之间的“和睦友好”是有些说不通了。
那么，关于“团结”的另一层意思“联合起来以完成共同目标”是否能够名副其实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到执政党那里去寻找答案。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毛太祖时代，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联合起来”完成了哪些“共同目标”呢？
曰反右，导致55万文化精英长期失去发展权甚至失去生存权；
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高征购，导致四千多万中国公民因饥饿而死亡；
曰“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场祸患全中华民族的“十年浩劫”。
到毛太祖死亡的时候，中国人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所能完成的“共同目标”便是——“一穷二白，到了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
毛死后，邓小平上台“拨乱反正”，开始搞经济建设。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共同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中共十七大时又增加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可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去了，执政当局除了造就一个欺压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权贵暴富集团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又有哪一个实现了呢？
有关“富强”的概念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不提了，我们来看一下“民主”吧。什么是“民主”，民主在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民主在程序上表现为竞选，即国家重要公职人员（如各级行政长官、各级民意代表等）由公平竞选产生。与此同时，为保证人民多数确实能够当家作主还必须建立起分权制衡、人权至上、司法独立、法治宪政及任期制、罢免制等一系列法制规范。但是，试看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共产党一党垄断国家政权，所谓的换届选举，人民只能是形式主义的填填选票而已，各级官长实质上均由“上面”任命产生。不要说多党竞选了，人民甚至连宪法35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都没有，胆敢批评执政党、胆敢批评政府、胆敢批评各级党政权要，轻则丢掉饭碗（如最近发生的南周记者长平被下岗的事情），重则送进监狱，这便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欺人现实！
至于执政党想带领大家寻求“文明”社会的想法就更是一个笑话了。
大凡专制社会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在官僚权贵主宰一切的社会里，无论把孔夫子的泥巴像或烂铜像树在哪里，都无法阻止权贵阶层的腐朽、败坏与堕落，他们除了吃喝嫖赌、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便是无恶不作。想一想贵州等地嫖奸幼女的官僚们的败坏，想一想湘西凤凰城跳楼少女的悲剧，想一想厦门“红楼”、北京“天上人间”里的肮脏龌龊，想想“男人就得‘提前（钱）进步’、女人就得‘日’后提拔”等官场潜规则的疯狂性，就会知道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已经沦丧到何种地步了，就会明白为什么人民大众会有越来越强烈的“仇官”、“仇富”心理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以吏为师”的传统（正所谓“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村干部”），但在当代中国，不仅各级官僚羞辱了这份传统、羞辱了人类“文明”二字，而且中国的执政党也同样羞辱了这份传统、羞辱了人类文明——我认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根本不配谈论“文明”，执政党必须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承担全部的责任！
中共十七大，执政党还高调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建设“和谐社会”自然是正确的。中华文化的传统审美主调便是“美即和谐”。但什么是“和谐”呢？有人望文生义说，所谓“和谐”就是人人有饭吃（“和”）、人人敢说话（“谐”），这种解释还是有些道理的。在一个衣食无忧、言论自由的社会里，社会矛盾自然会大为减少，引起阶层对立冲突的事件也会大为减少，社会自然会逐步“和谐”起来，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又有多少人会因为强拆、强迁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呢？又有多少人因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上访省城、京城乃至于在三九严冬天气露宿于街头或地下通道呢（到北京南站附近看看吧）？又有多少人因为上访而被戴上黑头套、送进黑监狱乃至于赶进真监狱呢？又有多少人因为言论问题而被冠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被逮捕判刑呢？当官僚权贵集团无视民间疾苦、无视公平正义而企图以专制高压手段来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时，不仅“稳定”会破产，不仅“和谐”变成了“被和谐”，而且“草泥马之歌”会传唱于“河蟹”横行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角落！
由此可见，钢琴家朗朗有关“团结”概念的第二层内涵“联合起来以完成共同目标”的愿望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行文至此，朗朗也许该明白了不仅你所炫耀的“中国的强大”是虚幻的，而且“中国人的团结”也是大打折扣的——至少就目前而言，官僚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已经势同水火，已经上升为影响中国未来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朗朗也必须明白，执政党所许诺给人民大众的美好愿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不仅没有变成现实，而且有日益走向其反面的征象。
怎么办？
面对充满危机和危险的社会现实，我们该怎么办？退却吗？显然会更危险，那只有让亿万人民觉醒起来，向着一切危害中国社会的现在、向着一切危害中华民族未来的强权力量和腐败力量大声——
说“不！”
说“滚！”
说“草泥马！”
说民主、说自由、说人权、说宪政、说法治、说普世价值！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忍无可忍的人民大众也可以捡起地上的臭鞋和烂袜子掷向对方……！
只有人民拥有民主权利、能够挑选并制约执政者和执政党的时候，各级长官才能够真正的眼睛向下并老老实实的服务于人民；只有人民不仅拥有言论自由而且能够自由结社组党的时候，国家政权才不会被霸权主义政治集团所垄断，只有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国家和政府的主要作用和目的才算实现；只有以法治国、厉行宪政，才会结束千年人治和党治所带来的系列灾难；只有普世价值得到光大，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才会得到进一步的弘扬。而只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在中国充分实现了，飞扬跋扈、强取豪夺的官僚社会主义权贵集团才会消解，只有这类掠夺大众、压迫大众的权贵集团消解了，社会积怨才会消解——在此情况下，不仅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和危险得以解除，而且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迎来一个光荣、灿烂与辉煌的未来！
当然，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都还只是目标，一党独大的现实还没有改变，权贵集团的腐败和罪恶还在继续，弱势群体的苦难还在加深，但是，有头脑、有良知、负责任的中国人都会发现，人民大众正在渐次觉醒，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各路民主维权人士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着民主的方向前进、向着自由的方向前进、向着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可能还会遇到一些障碍、可能还有一些挫折，但是我们不能再耽误了、不能再落后了，中华帝国五千年的专制老病该根除了，否则我们不仅会被欧美人士窃笑为新世纪的“东亚病夫”，不仅会被苏东国家耻笑为新世纪的“东亚病夫”，甚至当今世界的突尼斯人乃至于埃及人也会耻笑我们说：唉，中国人，只要有碗饭吃就行了……！
所以，包括执政党内部的开明人士在内，包括艺术家朗朗在内的各路中国“精英人士”应该充分意识到，发端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不仅为埃及、为伊斯兰世界的独裁者敲响了警钟，而且也对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链（朝鲜——中国——越南——老挝）发出了警告，甚至我认为开启于北非小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会带来人类历史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而在这解放人类的第四波也许是最后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中，我炎黄子孙是勇做弄潮儿、在2010年代将中国推向民主和自由的彼岸呢？还是依然陶醉在所谓“强大中国”的幻象中，这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在2010年代必然面临的选择！
愿朗朗能够重新作出正确的选择！
愿我们大家都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
最后，我将自己写于狱中的一首旧体词贴在这里，也许会被弄词高手所窃笑，但没关系，只不过借之以勉励我同胞、勉励朗朗、勉励我自己而已——
木兰花慢
中华帝国
阅中华帝国，
代相叠，
史洋洋。
望三皇五帝，
周秦汉唐，
具披辉煌。
蒙元满清胡人，
也曾经纠纠服番邦。
故国形同满月，
列星拱之中央。
庞然帝国民咋样？
兴废百姓殃。
王者横四海，
芸芸众生，
诺诺文章。
如此千年老病，
今不除，
更待几时康。
各路英雄何在？
快造民主华疆。
２０１１年１月30日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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