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进京声援
于是我请大家举起右手，我也举起右手，所有同学都举起了右手。接着我照着笔记本领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那一刻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不管是本校的还是外校的，所有的人都以非常激昂的声调跟我宣读这份誓言，斩钉截铁般的声音震动着整节车厢……
于是5月22日早晨八点左右我们十多个人全部下车上到了另一辆由西安开往郑州的列车上，还有其他学校的一些同学也上到这辆车上。我觉得同学们分散乘车不太好，应该集中到一节车厢上。于是在和列车长商量后，列车长通过广播通知所有学生集中到一节车厢上，然后我又亲自拿着笔记本把各个学校（包括西工大、交大、西大、外院等校）的学生逐一进行登记，并临时指定小组长负责各校学生的相关事宜，接着又去找列车长联系吃饭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进京声援的学生，经济支付能力有限，饭菜能否便宜一些，列车长也是一位很具民主热情的中年人，他对我们的活动表示支持，下令给我们的午餐每人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两毛钱。
午饭后，我们又分头去各个车厢演讲，我们向旅客说明我们不是要搞动乱，我们是要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因此中央政府下“戒严令”是错误的。我们的演讲受到旅客们的欢迎，有的旅客还当场捐助。在一节车厢我看到一个小伙拿着一本地图册在看，我便向他借来想查看一下进京线路。小伙很爽快说“送给你了”，然后又从兜里掏出20块钱对我说：“咱是一个农民，懂的不多，你们爱国、反腐败，我们非常支持，送你们20元钱路上买口水喝。”我心里很感动，在89年20元钱并不是一个小数，当时从西安到北京的36此特快票价才24元钱一张，这是农民大哥的心意，我们也就接受了。我拿出笔记本请他为我们留下姓名地址，他笑着说：“不用记名字，知道俺是山东的一个农民就行了。”还有一节车厢里的一名旅客捐助了300元（我当时不在现场，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同宿舍的阿东同学在现场）。那天下午我们的本意不是要搞募捐，而是搞宣传，说明中央对学潮的定性和宣布戒严都是错误的，说明罢课、游行、请愿的主要目的是反腐败、反官倒，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想不到演讲不仅受到旅客们的欢迎，而且还意外地收到了大小不等的捐款，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对于学潮的理解和支持。
在快到郑州的时候，我站到座位上给全车厢的上百位同学做了一次简单讲话，主要内容是：请大家上下车及转车时要互相照顾，注意安全，有什麽问题要相互及时通气，集体解决。最后我说：“我们大家进北京不是去探亲访友和旅游，我们是为了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是为了反腐败、争民主，是为了拯救正处于危机中的祖国。因此我们大家应有牺牲精神。”然后我翻开记录有北京学生《绝食宣言》的笔记本说：“我请大家跟我一块宣读北京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所宣读的这份《绝食宣言》，也当作我们进京斗争的誓言！”。同学们都说好，一下子全站起来了，气氛变得庄严肃穆，于是我请大家举起右手，我也举起右手，所有同学都举起了右手。接着我照着笔记本领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那一刻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不管是本校的还是外校的，所有的人都以非常激昂的声调跟我宣读这份誓言，斩钉截铁般的声音震动着整节车厢。宣誓完毕，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又请大家一块唱《国际歌》，随着我起的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大家便放开青春的嗓门唱了起来，车厢里的气氛很有一些悲壮感，大家都有一种奔赴国难的感觉。“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不仅是100多年前巴黎工人阶级的呐喊，它也是所有反压迫、反专制、反强权人民的战斗歌声。那一刻，当我站在座椅上看到那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听着这淹没整节车厢的《国际歌》声，我的心里是无限激动的，我感到了一种澎湃的热血，感到了一种激荡的旋律，感到了一种壮丽无边的最强音——
青春万岁！
青春万岁！！
青春万岁！！！
《国际歌》唱完后，大家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列车也徐徐到站，我们就纷纷收拾行装下车了。
我们是凌晨六点抵达郑州的，我们没有出站，就在站台上等车，但所有北上直达北京的列车都人满为患，我们根本上不去。没有办法，我们又临时决定不坐直达车，坐别的车北上再中途转车，一段一段地向北京靠近，大家都同意了。于是在上午九点左右，我们分开登上了一辆从武昌开往天津的火车。由于车上也很拥挤，我们被分散了。我和阿东、省团校的刘影及中文系、政教系的几个同学在一节车厢上。我们一路站到石家庄，再下车转乘一辆短途列车于下午四点左右到达北京站。
在北京站下车后，我们展开“陕师大声援团”的横幅在出站口等待了半个小时，最后会合了大约二十多个从西安过来的同学后，我们便打着这幅横幅从北京站向西一路步行着、打听着前往我们的大本营——天安门广场。
在我的心中，北京、天安门一直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书里就有天安门的图片，还没上学的时候我就从哥哥姐姐那里学会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大概全中国人民都会唱的歌。天安门在人民心中成了整个国家的象征性符号，不用怀疑，我也深深地爱着北京，爱着北京的天安门及天安门广场。但我绝没有想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是肩负着神圣的政治使命的，我绝没有想到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是如此艰难的一波三折，我同样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到达我童年的圣地——天安门广场是打着“声援”的旗帜游行进去的。其实我们何止是“声援”呢？我们是在以自己整个的青春来努力拯救身处危机中的祖国呀！（仅仅十天后，从全国各地奔赴首都的学生就会有一部分倒在机枪、坦克所制造的血泊里，而另一部分人则会被捕或流亡……）
那天下午五点左右我们由前门东大街进入天安门广场，广场早已是旗帜的海洋。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整个广场布满了北京乃至全国各地高校学生的营地。各高校都有自己的简易帐篷，都有自己的校旗在飘扬，到处都是年龄相仿的男女同学。我们在纪念碑南侧找到了陕师大的营地，先期到达的学生已在此处搭起了帆布帐篷，帐篷的上方撑着“陕西师范大学”字样的横幅。我稍事休息便出去查看情况。我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对整个广场周围的景观有了大致的了解——广场的东面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历史博物院），南面是“毛主席”纪念堂，西面是人民大会堂，北面便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了。这些主体建筑的附近都有一些树木，不是青松便是翠柏。而位于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看上去并不高，但却有着最为独特的“风景”——那就是从纪念碑顶端悬挂下来的大型长幅，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召开人大、罢免李鹏、要求民主、反对军管”。我认为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风景”，因为天安门广场是全亚洲最大的广场，而李鹏是当时的中国总理，在这个广场中心悬挂的这面大旗基本上准确地反映了学生和人民的政治诉求——那就是紧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全国人大完成罢免李鹏总理职务的法律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取消戒严，推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我想无论后来李鹏在共和国总理的位子上赖了多少年，通过电视信号传遍全世界的这面写着“罢免李鹏”的大旗会像人民手中握着的一把利剑那样直指他的心脏和灵魂，使他永远不得安宁。当时就学生斗争的矛头指向而言，也主要是集中在李鹏和邓小平身上。邓小平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决策人，人民是记得他的功劳的——1984年10月1日 ，在所谓“国庆”35周年庆典游行时，北大游行队伍在路过天安门时突然打出“小平您好！”的旗子便是人民欢迎他的证明。但人民是长着两只眼睛的，一只眼睛看着你前面的功劳，并肯定你的功劳；另一只眼睛则盯着你后面见不得人民、对不起人民的事。而邓在89年的问题不仅在于传说中的募捐腐败问题，最主要的是人民对他慈禧太后式的“垂帘听政”行为表示反感。因为邓在89年已85岁了，而在87年中共召开的十三大上他就离开了政治局，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但却身任中央军委主席，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却要在军事问题上接受邓的领导（成了“枪指挥党”而不是“党指挥枪”了）。不仅军事上邓以“老大”自居，而且在所有其它“最重大问题上还要请邓小平掌舵”，还要由邓来指手划脚，这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笑话吗？因为国家宪法和中共党章都没有作出这样的规定，这种政治现象不是对国家公器的玩弄又是什么呢？不是对法律制度的践踏又是什么呢？不是独裁又是什么呢？而对于所有的人民来说，都是反感独裁统治的，因为独裁统治使独裁者赢足了面子，但人民的“脸面”往哪里搁呢？人民的尊严往哪里搁呢？
同时，人民在89年反对邓小平还在于他对国家民主化的阻挠上。我们知道邓小平在受毛泽东、四人帮及“凡是派”的打压时，是欢迎并渴望民主的。甚至在1976年的四、五天天安门民主运动中，邓的声誉第一次让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抬到了一个让毛不高兴的高度。尽管四、五运动遭到毛泽东发放的铁棍和高压水龙头的镇压，但这次镇压却为邓在77年十届三中全会上的复出奠定了广泛的民意基础。邓在77年复出后为了战胜与“凡是派”的政治较量，也是有效地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民主”方式，如讨论真理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平反天安门事件等，最后终于实现了自身的最高统治。但问题在于邓小平借助人民的肩膀和民主的梯子站稳脚跟后就开始变成打压民主的对头，阻挠人民关于民主的进一步诉求，在邓及其周围顽固派的决策下，79年提出了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一举摧毁了西单民主墙，还对以写文章寻求民主、反对独裁的魏京生判刑十五年，81年邓要求文艺界批判白桦的《苦恋》，83年又以所谓“清除精神污染”为幌子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紧接着86年又是他点名批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要求“反自由化”，并将“纵容自由化”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赶下台。现在——89年4月又是他将学潮定性为“动乱”，并由他决策实行戒严的……人民当然对此非常不满。关于人民对邓搞独裁专制的反感，我后来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看到了一则直到现在也不能忘记的政治笑话，笑话是这样的——
说邓小平对站成一排的赵紫阳、李鹏、杨尚昆、万里、姚依林等人发号施令，一会儿下令“向右转”，一会儿下令“向左转”，过一会儿又下令“向后转”。李鹏等人都惟命是从，但赵紫阳却从队伍里面走了出来，向邓质询道：“你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又向后，你到底要往哪里去？难道要向后开历史倒车？”——可爱的北大学生就是以这样的幽默和智慧来描绘政局、从而表达对独裁者的不满的。
而人民对李鹏的不满除了因为他的无能外，还因为他紧跟强权保守派的步伐，恶毒的以国家总理的身份下达了“戒严令”。后来我在新华门外看到一名静坐抗议的学生手中抱着一副大镜框，镜框里是一副前总理周恩来神色凝重的照片，而下面的文字则是“你对不起我！”(传说中李鹏是周的养子）.
但学生和人民对主要当权者的不满并不是以“动乱”的形式来表现。学生和人民的游行、集会、示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所明文规定的政治权利。因而学生和人民在广场、街道等公共场所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也是完全合法的。尤其重要的是广大学生要求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学生当时并没有提出“打到共产党”的口号，而是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罢免”与“民主”的问题。而且当时胡绩伟等人正在依法运作“非常人民代表大会”的紧急召开（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正在征集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一旦签名要求召开“非常人大”的代表达到法定人数就应该召开人大，这是法律程序），因此可以说学生和人民都是非常理性的依法进行政治活动的，所谓学生搞动乱、搞暴乱并于后来使用机枪坦克进行镇压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我来到广场后的第二天上午，根据我对广场的观察和在西安活动的经验，我向设在纪念碑下的“高自联”提交了一份加强宣传联络活动的建议书，在递交建议书的同时我表示了自己可以在宣传联络方面为学生做些工作。建议书递交上去大概两个小时后，一个男同学出来对我说建议书很好并递给我一张介绍信，让我到设在博物馆大门口下的“外高联联络部”做事。于是我便持介绍信去到“外高联”联络部找到该部负责人刘云。在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便让我与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好像还有南京大学的几个同学一块做些事务性工作。主要是外地高校间的相互联系，外地高校与北京高校、与“高自联”间的联系，开办一些介绍信、身份证明之类的东西。我们联络部有两个印章，一个上面刻着
“祖国万岁”，一个上面刻着“人民万岁”。从我们这开出的文书有时盖一个印章，有时盖两个印章，视情况而定，譬如说到北京高校去办什么事，一般盖一个印章，而到“高自联”或“北高联”去办什么事则要盖两个印章，如果事情重要还要加盖“外高联执委会”的印章。
到了5月29日 ，刘云因事外出，便委托我任“联络部秘书长”一职，临时代理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另一个“外高联”的负责人——连胜德。连是成都人，具有南方人的秀气，当时在天津中国民航学院计算机系读书。我和他的缘分在于六·四前我们共同工作于“外高联”，六·四之后，我们又被当局抓捕关在了秦城监狱的同一个号子。后来他于94年去了美国，并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并先后任该党秘书长、常委、执行长。一直在海外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
我在“外高联”工作的时候还亲眼目睹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外高联”旁边便是由学生和社会志愿者组成的“东北虎敢死队”和“草原雄鹰敢死队”，据我所知，这两个“敢死队”除了其它工作外还担任着对“外高联”的警戒保卫工作，他们会对一些自认为是可疑人员的人进行检查。大概是5月28日上午，他们截住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可疑男人，在盘查过程中竟从他的口袋搜出了一根长条状的白棉纱布，坦率地说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途。只见一个女学生看到这个物件时冲上去便给了这个人两耳光，并厉声问到：“这东西是哪来的？”旁边的敢死队员们也冲上去一顿暴打。我这才意识到这根白棉纱布可能是女性专用品。我一向反对过分的暴力行为，我原本打算阻止这种暴力行为的，但在当时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我竟然没有去阻止这种暴力行为。后来当另一个女生走上前将这团棉纱布塞进这个倒霉蛋的口腔时，我从内心里升起了一种反感，我觉得这样的惩罚太过分了。但在那种群情汹汹的情况下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只能看着那个做错了事的男人被当众殴打和侮辱，过了一会儿我便悄悄退了出来。我觉得很不愉快，感到了一种人性的复杂，若干年后想到这件事时，心里仍然是不舒服的，甚至还有另外一种说不清的惭愧和阴影从心头掠过。
我在“外高联”做事七、八天后，心里渐渐产生了一种焦虑感。一则我对联络部这种纯事务性工作有些烦，觉得自己应该承担的不是这种事务性工作。更重要的是我对学生运动的未来方向感到焦虑。当时在高联内部关于外地学生的去留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外地学生回本地，在本地搞运动；另一种认为外地学生应坚持下去，从而加强北京学运的力量。当我在西安组织声援团时是持第二种想法的，但来京后一个星期的工作和观察，觉得外地学生在北京的作用有限，由于许多条件的限制（如后勤供应、交通食宿等）外地学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便产生了回西安在本地开展活动的念头。但我当时还拿不定主意，就决定去“北高联”一趟，想找一下担任“北高联”宣传部长的王丹当面请教有关学运的问题。在征求了连胜德、王醒的意见后，开了一张“外高联”的介绍信，介绍信上让我以“外高联联络部部长”的身份前往“北高联”商谈有关事宜。介绍信不但盖了“祖国万岁”和“人民万岁”的印章，还盖了“外地高联执委会”的印章，最后“外高联”的几个负责人连胜德、王醒、华夏、哈斯均在上面作了签名。
我去到北大后没有找到王丹，最后好像是“北高联”常委封从德接待了我，他听了我的问题后对我说：“学生运动在短期内还结束不了，我们要做长期的打算，由于存在一些不好解决的实际问题（如食宿），而且外地学生在北京的健康状况也在下降，因而我们主张外地学生返回本省市，在当地开展富有成效的活动，而北京的学运主要则由北京的学生来承担。这样会方便些。”我又问：“如果我们外地学生撤出，广场还能否坚守？”——我强调了不能失掉天安门广场。封从德肯定地说：“放心吧，北京学生不会失去广场的，我们有信心将学运工作坚持到最后，坚持到胜利。”我接受了这种观点，于是我向他索要了一些宣传材料后带着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在燕园和未名湖畔转了一圈便回到了广场。
我向连胜德他们做了简要汇报后便辞去了联络部工作，我决定回西安。考虑到本次进京活动的纪念意义，我还去商店买了几米白布，并请一些还坚守在广场的兄弟姐妹们在白布上做了签名和留言。6月2日中午临走之前，我又找到连胜德，我对他说：“我先回西安开展活动，但这里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会立即返回！”——我没想到，两天之后我真的又再次返回北京，我更没想到我在6月2日的离开会错过当代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天！我也许因为自己的短暂离开而保住了生命，否则以自己的个性，6月4日若身在北京的话，必然会以血肉之躯与进城部队展开搏斗，其结果，我也许就永远地倒在北京的长安街上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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