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风萧萧兮易水寒
——金水桥上的心灵绝唱
当几个士兵押着我跨越金水桥向天安门里面走去的瞬间，望着悬挂在天安门上方的毛泽东画像，我心里突然想起了荆轲刺秦王前在易水河畔所发出的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的，就我当时的身心状况而言，我觉得这两句古诗好像是专门为我而写的——当时的我浑身沾满泥污，被荷枪实弹的四个军人五花大绑地押送着前行，又时值黄昏，阴沉沉的天正下着濛濛细雨，而我的头上还流着血，雨水和着血水从头上顺着脸庞往下淌着——在那一刻我真有一种身赴刑场的感觉。坦率地说，我当时对生命已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只能被以这样一种只有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镜头——由一前一后、一左一右的几个士兵押向冥冥中的前方！
当我背着小挎包正横穿在马路中央时，一个头戴钢盔、满脸横肉的士兵喝令我“站住！”我有些疑惑的立在了大街的中央。该士兵要我出示证件，我出示了学生证，他把我的学生证看了看，又问我包里装的什么，我说：“没什么，日用品之类的东西。”他把我的包拿过去翻了翻，一下子翻出了我的笔记本。我想“坏事了！”因为笔记本里不仅夹着我在外交学院写下的遗书，而且还有我在轻工学院写下的观察记录。果然该士兵边看边望着我狞笑起来，他喊来另一名士兵把我叫到马路南侧站住，附近有一些当地市民在观望。他让另一个士兵把我看着，他继续看笔记本。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问“怎么回事？”那个满脸横肉的士兵就把我的笔记本递了过去。该军官看了会笔记本恶狠狠地对我望了望，说：“你比那些暴徒还要恶一千倍、一万倍！”随即下令：“带走！”
就那样，那两个士兵将我押着去到新华门西侧中南海南院墙外的街边小树林里开始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毒打、凌辱和审讯。这时天已开始下雨，他们先将我反手捆绑，七八个士兵轮番对我拳打脚踢。当问到我的家是哪里时，我回答说“陕西商洛”，那个被别人称作“参谋长”的军官说：“陕西商洛，李自成就是在那里开始造反的，你现在也想造反？还写有遗书呢，你他妈的做这些记录想回去继续鼓动造反吗？”说完一手枪托砸在我的头上，头上顿时留下血来……其他士兵见状一拥而上对我进行了肆无忌惮地殴打，我的衣服很快被撕破，全身遍布泥污，至于痛，我已经感觉不到了……就那样，在中南海南院墙外他们将我虐待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他们再将我五花大绑，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在前面带路，三个士兵则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后边押着我向东边天安门的方向走去。快到新华门时我发现左边街边小树林里还有另外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也在受着同样的凌辱，我感到自己的心里在呼唤着：同学呵，同学呵……
从新华门周围的街边往东全部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我的四个人每走十来米远就被另外番号的军人喝令：“站住，口令？”走在前面的军官停下来行军礼并回答相应的口令后才会被放行。我们就这样沿长安街走过新华门、中山公园，最后来到天安门前——我终于以自己想不到的方式见到自己所特别关切的天安门广场了。我向广场的方向望去，那里早已没有了学生、旗帜和帐篷，民主女神像也早已被摧毁，几天前还是旗帜飘扬的天安门广场现在则完全变成了一座军事大本营，被雨水浇得油光发亮的坦克和装甲车大阵排列得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我估计至少有一个装甲师。纪念碑上的大喇叭及写有“召开人大，罢免李鹏，要求民主，反对军管”的巨型长幅也早已撤去。无论是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前还是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前面全部是头戴钢盔，身穿制服，手握钢枪的军队。虽然天在下着雨，但列队森严齐整——不是方阵，便是矩形阵在原地待命。我想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从四川调来的迟浩田的27集团军吧。那么大的军事阵势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果不是被捕，我是根本不可能看到这样壮观的军事态势的。可叹的是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仅仅是为了对付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市民……
当几个士兵押着我跨越金水桥向天安门里面走去的瞬间，望着悬挂在天安门上方的毛泽东画像，我心里突然想起了荆轲刺秦王前在易水河畔所发出的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的，就我当时的身心状况而言，我觉得这两句古诗好像是专门为我而写的——当时的我浑身沾满泥污，被荷枪实弹的四个军人五花大绑地押送着前行，又时值黄昏，阴沉沉的天正下着濛濛细雨，而我的头上还流着血，雨水和着血水从头上顺着脸庞往下淌着——在那一刻我真有一种身赴刑场的感觉。坦率地说，我当时对生命已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只能被以这样一种只有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镜头——由一前一后、一左一右的几个士兵押向冥冥中的前方！我没有怕的感觉，也没有痛的感觉。我的心里好像在默默地念叨着：“别了，我的青春!别了，我的天安门!别了，我的广场……”
就那样，我怀着异常悲壮的心情被士兵们从天安门押送进去，又过了一道门来到挂有“戒严指挥部”牌子的大院，我被士兵解开绳索后交到北京市公安局手里。公安人员对我的证件、物品进行了搜查登记。一个工作人员动作麻利地抽取了我的裤带、鞋带，铰掉腰钩、纽扣后给我戴上了一副手铐，然后又猛地一下把我掀倒在雨地里，一些士兵与公安则望着我发出一些恶毒的冷笑……
大概半小时后，来了一辆吉普车，两名公安把我押上了吉普车，车便又向外开去。车出了天安门后向东拐进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一间小屋前车停了下来，公安人员下了车，并指令我也下车。就在我迈着痛疼的身体刚要出车门时，那个开车的司机警察竟然操起一根短铁棒往我头顶重重地砸了一下，血一下子淌下来，我差点痛晕过去。
我被押进小屋里，然后他们就出去了。小屋里有一张小桌子，桌子后面有一张椅子，桌子前面没有凳子，我看到水泥地板上有大片的血迹，而最乍眼的是正对着桌子的一面白灰墙壁上齐腰高处血迹斑斑，有的血迹还呈爆炸状，我猜想是像我一样的“犯人”在受审时被审讯人员揪住头发猛撞墙壁才会出现这样梅花放射状的血迹。可是我当时已经被士兵折磨得没有什么感觉，虽然屋内气氛恐怖，但我确实没有害怕的感觉。不过我的双腿痛得实在站不住，便挨着墙壁坐到地板上，我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安排。
一会儿，门被推开了，外面的雨下得很大，一个公安人员进来了，穿着制服，没戴帽，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这个中年人可能看到我已遭到很严重的殴打，因而没有再打我，他向我做了一些常规性的提问，如姓名、籍贯、学校、进京时间等，作了一些笔录后，没有再问我问题。但一会儿他竟解开裤带当着我的面向着房子中央地板一个下水漏斗处撒尿，尿顺着漏斗流进下水道，但也有一些溅在了外面，他撒尿时没有任何不自然，是那样的悠然从容，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到这样素质的国家工作人员，虽然也许是因为外面的雨下得太大他出不去，而且我也不认为他是有意侮辱我，但这种缺乏羞耻感的低等动物行为确实比打我还让我难受。
大概半小时后，雨渐停了。他出去叫来另外一个人，那人让我站起来，但我当时受伤的腿脚已肿胀得站不起来，他强力把我拽起来，我因为站不住，他们两个人便架着我去到另一间稍大一点的房子。在门口看守的警察将我推进了屋子，我几乎跌倒在地板上。该警察招呼另外两个年轻人过来把我搀扶到靠墙的位置坐下。我这时才适应了房里昏暗的灯光。
低矮的小屋里面已经关押了十来个年龄不等的男人，看得出大部分人都受到过程度不等的体罚。最严重的是在里面靠墙角的地板上平躺着一个浑身乌黑并带着手铐和脚镣的青年男子，因为其脸部、头部、裸露的手、胳膊、腿、脚都呈青黑色，而且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那种面目全非的恐怖样子使我以为人都死了。在后来的几天才了解到这个青年是北京市民，因为6月4日 抵挡军队进城而被当作“反革命暴徒”抓捕，然后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真正的体无完肤！所幸的是人年轻，生命力旺盛，几天之后，他身上的肤色慢慢变淡，人也活了过来。
我由于浑身痛疼且又疲劳异常，进房不久便卧在墙根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后腿脚肿胀得寸步难移，好在是里面已先我进去几个大学生，他们是人民大学经济系85级的刘希亮，南京建工学运的张建成、西北农业大学的柯伟，在此后的几天里，我到外面上厕所均是由他们搀扶着进出。
关押在小屋里的人们没有正常的饭食，好的时候一天能每人给几个小馒头，不好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上一个饼或馒头，喝的是自来水，因而普遍的感到饥饿。我进去的第二天早晨醒来后看到大家一大早没有吃东西，便将自己背包里剩余的几个馒头和几袋榨菜（其他东西被抄）取出分给大家，不过也只是杯水车薪，大家止个心慌而已。
大概是6月9号下午，天气阴沉沉的，突然公安人员把我们几个学生拉出去分别照了相，我们均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回到小屋后，我和刘希亮他们悄悄分析会不会把我们拉出去枪毙，我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最后我们商议若把我们拉出去枪毙一定要喊口号，而且商定的口号有“民主万岁！”“自由万岁！”之类，绝不做可怜状，好在是这种想象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在小屋里通过交谈，我知道他们几个的情况都没有我严重，比如说，柯伟是因为在北京站下车时被从身上搜出一把水果刀就送过来了，并没有其他事情。我判断他会提前出去，由于他在西北农业大学上学，而刚好我有一个初中的女同桌也在西农附近的一所中专学校上学，我便让柯伟一旦回校便将我的情况告知那个女同学然后由这个女同学再设法将相关信息送到我家。后来，柯伟等人果然被释放，我所托付之事柯伟和那位女同桌也都一一照办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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