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0日星期四

赵常青:我在89学潮中 三,投身学潮


三,投身学潮

在同学们的鼓励下,我心头一热,一抬腿便跨上了桌子——我成了第一个站在桌子上进行演讲的人。同学们看到我站到了桌子上便使劲鼓掌,于是我便开始演讲,我主要讲了三点内容:


422追悼会结束后,伴随着夜幕的降临,广场示威活动便暂告一段落。校园与街道秩序渐趋正常。但426,最高当局则指使《人民日报》发表了所谓“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抹黑西安、长沙等地发生的人民抗议事件,将悼耀邦、争民主的全国性学潮定性为“动乱”,这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不满。北京学生首先于427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429,我在陕西机械学院(现在的理工大)观看了袁木、何东昌两名老官僚与北京部分高校学生进行所谓“对话”的实况直播,让人大失所望。尤其是老奸巨猾的袁木在对话会上表现得就如一根“圆木”在地上滚来滚去一样,颠过来倒过去就是认为党和政府是正确的,《人民日报》关于学潮的定性是正确的,一副油嘴滑舌的官僚腔调和流氓腔调。
    由于当局缺乏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诚意,学潮进入新的阶段,那就是从四月中旬悼耀邦的阶段进入到五月份的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人权的阶段。
于是我们在前期悼胡活动中比较突出的各系学生开始酝酿五·四大游行。53日上午我起草了《五·四宣言》,宣言描述了现存社会中的诸多危机,号召广大同学象五·四青年一样共同起来为挽救危机而肩负起我们的时代责任。《宣言》最后提出了我们的要求,主要的有这样几条:
一、彻底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性;
二、重新评价“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事件;
三、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
四、惩治官倒、反对腐败;
五、增加教育经费。

53黄昏时分,各系学生聚集在学校大操场。众多学生纷纷登台演讲,鼓动第二天的游行。其中我们历史系87级王战英同学的演讲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个穿着桃红绒衣长相漂亮的女同学站在主席台上大声说:“刚才有男同学演讲说男同学一定要参加明天的游行,好像游行救国只是他们男子汉的事,我说在场的女同学们,你们说他们这样说对不对?”台下男女同学均大声回答“不对!”于是这位女同学接着说:“所以我说在场的女同学们,明天的游行我们也要参加,让我们拉着男同学的手,肩并肩一块去游行好不好?”台下不但喊“好”而且掌声雷动。
说心里话,这个女同学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后来的若干年里当我回忆起过去的某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时,我常常会想到这位“师姐”。可惜由于不同级,我和这位学姐没有私下说过一句话,更没有任何私交,如今十八年过去了,不知她人在何方?过得可好?我在这里向她表示祝福。
那天上台演讲的同学很多,我上台演讲时天色已暗下来,原本打算将《五四宣言》当众宣读一遍,但由于看不清了就没宣读。我重点讲了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明天游行是肯定的,但大家要注意安全,相互照顾。
第二,游行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游行示威解决国家与社会现存的危机问题,而显然危机问题不是明天一次游行就能解决的,我们重点应该考虑游行之后怎么办。我建议游行结束后,各系推出代表来讨论未来活动的方向。
就我当时的心理活动而言,我确实担心游行一结束,大家便认为任务完成了,可以对学运不管不顾了。

操场集会结束后,我便回到宿舍,请同宿舍的一位同学用毛笔将《五四宣言》抄录在两张大纸上,第二天一早,我便将《宣言》张贴到学校行政大楼前的“民主墙”上。五月四日上午,学校并没有停课,我在上了两节《世界中世纪史》课后便回到宿舍,我想为下午的游行队伍制作一面大旗。我找来两根竹竿,又把自己的一张塑料布床单裁成长幅,正反两面用胶水沾上白图纸,然后便开始考虑旗帜上应该题写什么文字内容。我在房子里思考了半天,考虑过“反官倒、反腐败”、“否定4·26社论”、“五四精神万岁”之类口号,但总觉得不能全面准确地表达心中的渴望。思考到最后,我决定选用八个大字,即“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我觉得这八个大字最能代表我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理想,最能反映学运的主旨及我本人的心理诉求。因而中午放学后,我又请别的同学在横幅上写了这样八个大字,最后我用线绳将横幅在竹竿上固定绑死——这样,我为游行队伍准备的旗帜便做成了。
午饭后,我又上到三楼去几个女生宿舍做了鼓动,可爱的女同学们都准备去,我请大家多喝点水并注意安全,然后我便回到宿舍。我和同宿舍的阿东同学打着横幅往老西门的方向走去,路上全部是各系前往游行的学生。到了外语学院门口,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当我和阿东打着横幅走过来,站在外院宿舍楼窗口观望的学生以及四周的学生全都吆喝着给我们鼓掌。我这才发现参加游行的学生大多是手执自制三角小旗,游行队伍还没有一面横幅,这样我所制作的这面大旗竟成为游行队伍的第一面大旗,难怪同学们会对着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重要的是这面大旗及大旗上书写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不仅成为89年引导庞大游行队伍的旗帜,而且成为引导我此后人生的一面旗帜——成为此后指引我、规范我整个人生方向的绝对律令和最高宪法!

五四大游行结束后,一切又好像恢复了正常,老师正常上课、学生正常听课,一切果然陷入到五月三日晚我在大操场演讲时所担心的那种局面,即大多同学认为游行一结束,就好像作业完成了一样。我心里有一种焦虑,有一天晚上便去了老师家里(先生是我大学时代最敬重、私人关系也最好的老师之一)请教“怎么办”的问题,先生的回答很简单——“看北京”。先生认为全国学运的中心在北京,“北京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各省市的学潮应该配合北京的行动,而当时北京的学潮也暂告一段落。所以我当时虽然心里有一种焦虑感,也只能是抱着一种观望和等待的态度。

513号传来了北京学生开始绝食的消息。
北京学生为什么会选在513号开始绝食?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选择。因为515号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要访华。戈尔巴乔夫作为20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他所倡导的“改革与新思维”已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引起巨大反响,作为政治改革领袖,他的到来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能起到一定的好作用。而北京的学生也正是希望借助戈尔巴乔夫的访问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516号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向对方公开通报了令邓小平和全国人民都很愤怒的“天字第一号”秘密即“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来掌舵”。只不过邓小平生气是因为赵紫阳向外界公开揭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丑陋的、不正常的现象,而人民愤怒则是因为人民也不愿意接受这种男版慈禧太后式的“垂帘听政”式模式。虽然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所透露的这个“秘密”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但有人敢公开捅破这层窗户纸所引起的社会效果就不一样了,更何况是在那样庄重的大国外交场合。这使得人民争民主、反专制的矛头一下子齐刷刷地指向了邓小平。在北京学生绝食和中共两党总书记会面的镜头调动下,全国学生界又开始行动起来了。
516下午,各系比较活跃的学生集中到教学五楼的一间教室开会,会议成立了带有临时性质的“学生自治会”,之所以说是“临时的”,是因为自治会领导成员并不是通过全体学生选举产生的,而是根据平时表现和个人所长做的临时分工。但在后来的学潮当中,这个临时性机构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学生自治会”的作用,“自治会”共设宣传部、组织部、联络部及后勤部四个部。物理系的金天为总负责人,我负责宣传部,承担了宣传部长这一角色。会议决定:
一,从517日起开始全校罢课;
二,组织第二天的游行及静坐活动;
三,会议结束后到校办公楼前组织演讲造势活动,由我负责;
四,晚上在校内开展募捐活动,由后勤部负责。

会议结束后已是黄昏时分,我们首先来到学校办公楼前,在大门口门厅位置放了两张桌子。这时来来往往的学生已开始向办公楼前聚集,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金天便开始站在台阶上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楼前的学生却越来越多,一些教职工也赶来了,老师也来了。金天讲完后,我便开始演讲,我刚说了几句,后面的同学便喊“听不清!”更有同学喊道“站到桌子上说!”、“站到桌子上说!”
在同学们的鼓励下,我心头一热,一抬腿便跨上了桌子——我成了第一个站在桌子上进行演讲的人。同学们看到我站到了桌子上便使劲鼓掌,于是我便开始演讲,我主要讲了三点内容:
一,北京学生已经开始绝食好几天了,我们还等待什么?我们要罢课,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来支援北京学生,以实际行动来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
二,我们不但要罢课,而且要鼓动老师罢教,希望各系同学回到各系后相互做好宣传工作,并积极参加517日的大游行。
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希望同学们勇敢地肩负起我们的时代使命,将民主事业进行到底!
我在同学们的掌声中演讲完毕。我跳下书桌,看到黄先生站在跟前,便对大家说:“现在请黄老师给我们演讲好不好?”同学们齐声说“好!”于是黄老师在我和其他同学的直接推动下,也登上了书桌,开始他的演讲。
稍后我回到了宿舍,我迅速起草了《罢课宣言》和《告师大老师书》。《罢课宣言》指出了当今中国的危机现实,提到了我们为什么要罢课。《告师大老师书》则重点鼓动老师罢教,呼吁广大教师以实际行动支援学生罢课、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517号一大早我便将这几张大字报张贴在学校办公楼前的“民主墙”上。
517早饭后,我在十四号楼下的广告栏前看到一张有几十名老师签名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我找到黄先生,黄老师将一张老师签名支持学生的名单交给我,说可以复印散发。考虑到下午的游行活动,我又起草了一份《告同胞书》,内容简洁,主要是号召广大市民起来支持学生,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然后连同黄先生交过来的那份罢教名单,共复印了千余份,并在当天下午游行时派其他同学向路边群众作了散发。
517下午我和自治会成员都参加了大游行,当天下午便有一部分老师和学生在广场开始静坐绝食。517号晚,我们又组织了大操场上的演讲活动,好多老师都登台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特别是我们将刚从日本回国的王校长请到了演讲现场。王校长对学生反腐败、争民主表示理解,但要求大家要爱护身体,放远眼光。我没有演讲,其实在517后学运渐趋高潮,各系学生情绪高涨,几乎不需要再做什么宣传动员,绝大多数同学都积极投入到学潮当中。
518,我们在办公楼前临时支起了“办公”地点,一些学生自发组织了演讲团,在我这里作了登记后,我们交代了一些事项,便分赴一些工厂、企业、街道去做民间动员了。到晚上收看了李鹏与首都部分高校学生进行“对话”的电视录像,王丹、吾尔开希及熊焱等人的发言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才是我心中的榜样(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天后,我竟在秦城监狱与熊焱关在同一间屋子,而王丹则关在我们隔壁)。
519晚李鹏在北京宣布了实行戒严的的命令。戒严令在广大师生心中引起一片恐慌。当晚学校接到省府通知要求各校派车将在广场和钟楼等处静坐和绝食的学生接回。因为没有经历过戒严,不知戒严是一个什么情况,考虑到广大同学的安全,我们自治会的几个人都同意先把广场的人接回。于是我们分乘几辆卡车在夜半时分冒着濛濛细雨去到新城广场及钟楼将静坐绝食的老师和同学接回。在新城广场有几个绝食的学生哭着不愿意回校,长短不上车,誓与广场共存亡。其情其景让人十分感动。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我们忍着心灵的疼痛强行将这几个同学拉上车回到学校。
凌晨三点回到学校后,自治会几个负责人及部分学生聚到中文系一间宿舍楼里讨论下来“怎么办?”的问题。会上分成了两派,一部分以中文系的范朋为代表,坚决主张52日组织一次抗议游行,而自治会的多数人反对第二天游行,认为局势险恶,风险很大,不能以同学的生命为儿戏。才开始我也不同意第二天的游行,但后来我觉得在这关键时刻正是考验我们意志的时候,我们不能屈服于戒严令和军事管制,我在心里还想到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所说的那句名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因此,我后来转而支持举行游行抗议政府当局的戒严。但我同时提出参加游行的同学应当是自愿的,而且应当组织外围“敢死队员”,一则维护游行秩序,二则保护游行队伍的学生。最后争论双方就这样决定下来。这时天也亮了。同学们分头行动,作自愿游行通知。结果那天的游行得到大部分同学的自觉响应,我们可爱的兄弟姐妹们并没有被北京当局的戒严令所吓倒。
早饭后,各系同学纷纷聚集楼下列队向大门口走去。最壮观的是当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理系的学生听说北京那边因戒严已有人死亡时,纷纷穿上了做实验用的白大褂以示悼念,楼下收录机里还放着哀乐。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当然后来才知道是误传)。九点左右,一支几千人的游行队伍聚集到学校大门口,学生处、校团委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黄永年等老师都堵在校门口劝学生不要上街。但此时的学生已如箭在弦上,何以阻挡,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的行动,最后大门被打开,四、五千人的队伍终于再次走上街头,一些老师看阻挡不住我们的游行便也干脆加入到我们的游行队伍中,另有一些老师闻讯也冒着危险赶来。我们的游行队伍受到了街边群众的热烈欢迎,而我则选择做了“敢死队队员”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所有的敢死队员都头扎白布条,手挽手拉成一个长长的环型圈将游行队伍包裹在中间(后来在学校“清查办公室”清查我的问题时一个清查办的女老师还向我出示了一张我做敢死队员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照片)。我们就那样一路唱着《国际歌》,一路喊着“反对军管”的口号缓缓前进。那一天的游行线路最长,我们沿着长安街——文艺路——雁塔路——和平门——大差市——东大街——钟楼——北大街——西新街再汇集到新城广场。这时交大、西工大、西大高校的游行队伍也先后进入到广场,我们在广场停留了几个小时,看到政府并没有动静,心里才算松了一口气。于是经过短暂商议后,我们又将队伍进行整理,决定沿东新街——五路口——莲湖路——环西路——西大街——钟楼——南大街——南门——长安路的线路游行下去。
那一天的游行发生了许多感动人的事情。首先是同学们确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有一种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精神。其次,许多老师和女同学都随游行队伍坚持到了最后。从早上900到下午600,九个小时,几十里的行程,没一点毅力是根本坚持不下来的,也因此,我直到现在都对520日参加游行的老师、同学表示敬意,特别是向那些老师和女同学表示高度的敬意。第三、我们的游行队伍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好多市民都自发地给游行队伍送水、送面包等食品、饮料。而我本人在东新街口就亲自接待了一位七十多岁老红军奶奶的捐赠。老奶奶虽然瘦弱,但思维清晰,话语感人。她把一大包食品、饮料包括水果塞到我手上对我说她“自己也是一个老红军战士,说现在中央一些人搞腐败,又不许学生抗议,实行戒严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人民”,老奶奶说着说着还哭了,她要我们年轻人爱惜身体,多保重,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真是非常非常感动,我接过了老奶奶的东西,并向老人表示了感谢,也请她多保重身体,然后我归队,将这些东西分发给其他同学。
                      (未完待续)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