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悼胡公及西安“4﹒22” 事件
最惨的要数那些爬到树上或院墙上来不及撤退的人们，他们被疯狂的军警团团包围，树上的人抱着树干还没来得及下到地上就被军警拦腰一棍打落地面，然后便是极其残暴和血腥的群殴了······而退到了南新街口的人们则和军警展开了拉锯战。当军警冲过来时大家就后退，当军警后退时人们就将手中的饮料瓶、矿泉水瓶及地上能找到的可投掷的物件向军警砸去，一部分人还将停放在街边的十几个垃圾桶推倒然后滚动着向“敌方”冲去……
这一天发生的一件大事为我此后的百年人生从事业上、从政治理想上立定了一块里程碑，那就是耀邦先生的逝世。
这里有必要将我对耀邦先生的认识交代一下。中小学时代我对胡公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他是继华国锋之后的共产党领导人，而且由于自己始终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因而在1987年元月，胡因“纵容自由化思潮泛滥”而被迫丢掉总书记官职时，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我当时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祖国有着资本主义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我甚至积极响应学校和政治 老师的号召，写文章批判“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在此思想背景下，我自然也相信中共中央对胡的处理是正确的，他的下台在一个高二学生的心中并没有引起怎样的同情。但是在我进入大学后，由于前面曾经陈述过的种种原因，我已开始独立地观察和思考一些问题。88年冬和89年春我已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一些其它政治信息和评论，如围绕改革问题中共高层发生分野，香港掀起一股“倒邓保赵”风，方励之、许良英等知识分子签名上书要求释放魏京生，布什访华邀请方励之参加答谢宴会被中共拒绝等等。这些信息使我对当代中国曾经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重新考量，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对86年冬发端于中国科技大学的“自由化”学潮的重新评估和定位。我从两年前追随官方的批判态度发生了180°转向，我认为自由化的方向是正确的，自由化、民主化与西化、现代化基本上是“猫”和“咪”的关系。也因此，我对胡公当年的被迫下台开始充满深深的同情。89年3月我还在图书馆借阅了《胡耀邦访问西欧四国言论录》，为写《西化与现代化》一文我还到“过刊阅览室”查阅了有关86年学潮的相关资料。这些阅读和思考使我对胡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因而当胡公在89年4月15日 不幸逝世时，不能不在我的心中引起震撼和悲痛。那天黄昏当我从一同学的收音机里突然收听到胡公因病去世、享年73岁的消息时，我的心猛地一沉——我当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耀邦逝世不仅对于这个国家是个重大损失，而且对于我个人也是一个重大损失！”
也因此，我当晚不顾嘉午台春游的疲惫，便伏在床上写了纪念日记，又请同宿舍的阿东同学在一块黑板上写了我拟定的悼词和挽联，并于第二天一大早抬出去立在广告栏前。我还能记得我拟定的挽联是：
日月隐耀，山岳潜形，因一颗巨星坠落；
东亚垂泪，欧美俯首，向千古伟人致哀。
而在我所拟定的悼词里则有这样几句话：“所有的中国青年，所有的中国青年学生，逝去的只是伟人的躯体，留下的则是不朽的灵魂，让我们勇敢的站起来，沿着巨人所留下的足迹将中国的民主事业进行到底!”
而就在我开始进行这种悼念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乃至民间的悼念活动也普遍的开展起来。作为历史系最早开展悼念活动的学生，我还于4月17日上街购买了宣纸，请两个女同学给我扎了两朵大白花准备参加政法学院学生组织的集体悼念活动。但那天中午就在我和同宿舍的阿东同学各执一朵大白花走到学校大门口时，却被站在校门口的几个老师及门卫联合拦截，他们根本不许我们出校门，说要悼念在本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到外校去，说上面通知不允许搞“串联’，尤其可恶的是那个门卫还在旁边说什么“你咋不买张机票飞到北京去悼念呢”？无奈之余，我们只好折回身，拐弯抹角地从联合教室后面的小门出去赶往政法学院。
我们在政法学院门口碰到了一部分政法学院学生抬着一个大花圈正从里面走出来，我们加入了这个几十人的悼念队伍上了大街。原听说是要步行去新城广场悼念，但步行了一站路后，组织者却指令悼念队伍拐进西侧的小巷子说是改去烈士陵园悼念，一部分学生很生气，不愿意去了。我也很生气，便将大白花往花圈上一挂退了出来。我当时认为抄小路去烈士陵园举行悼念活动没有什么社会意义，而且总觉得把胡公与“烈士”联系起来好像有些不太合适，因而就中途退出了。
那几天学校正在搞春季运动会，我没有项目，也没有兴趣观看比赛，于是白天便乘车去新城广场参加人们的自发集会，或到其他学校去观察动静，晚上则收听收音机，知道了全国甚至国外的一些城市都有部分华人在举行悼念活动。4月22日 是官方在民间压力下公开举行追悼会的日子，上午9点我也去联合教室观看了追悼会的实况转播，由于不满意官方对胡公的评价，追悼会结束后，我和一部分同学乘车去了位于省政府前面的新城广场。当时的广场早已是人山人海，我们以人民集会抗议的形式来表达对执政当局的种种不满，要求省政府领导出来对话。而省政府则如临大敌，调集大量军警严阵以待。到下午三、四点钟，愤怒的人群开始冲击省政府西大门，有一部分翻过检察院外面临街的高墙进入了院内，放火烧了停放在院子里的汽车，汽车燃烧爆炸后卷起的火球和浓烟为人民集会抗议平添了一道难忘的风景。就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我不愿意看到暴力行为的发生，不愿意看到因暴力行为而导致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但另一方面也对这种行为表示理解，人民正是通过这种本能的冲动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对当局的不满。这正如五·四运动期间激愤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是一个道理，这是社会运动当中无法避免的代价。尤其在一个缺乏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当社会矛盾以街头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后，就很容易发生一些人身和财产遭到攻击的事件，但这种暴力行为却为当局后来将学潮定性为“动乱”提供了借口。
而问题在于4月22日下午5时 许，陕西省政府开始血腥镇压。当时我和财经学院的两名同学（雷桂红和王雅丹）站在离西大门不远的的地方观看事态的进展。另一部分同学和市民则上到街边的梧桐树或院墙顶上观看。当我看到检察院里升腾起蘑菇云一样的烟火时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考虑到身边两位女同学的安全，我劝她们退到后面去以防不测。果然在她们后退不到十分钟，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就从西大门冲了出来。军警们头戴钢盔，一手持着盾牌，一手拎着大棒见人就打。人们迅速后撤，我也裹在人群中后撤至南新街口。远远望去，只见军警们正在群殴一些还没来得及撤退的学生和市民，有的则被他们拉着双脚倒拖进省府大院。最惨的要数那些爬到树上或院墙上来不及撤退的人们，他们被疯狂的军警团团包围，树上的人抱着树干还没来得及下到地上就被军警拦腰一棍打落地面，然后便是极其残暴和血腥的群殴了······而退到了南新街口的人们则和军警展开了拉锯战。当军警冲过来时大家就后退，当军警后退时人们就将手中的饮料瓶、矿泉水瓶及地上能找到的可投掷的物件向军警砸去，一部分人还将停放在街边的十几个垃圾桶推倒然后滚动着向“敌方”冲去······这是我在89年所亲身经历的最早的巷垒战。
（未完待续）
nice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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