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08.7.7.）
重估中国共产党
——再谈中国民主化道路
赵常青
作者2012年注：本文是5年前的狱内思考，五年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很大，因此本文中的某些结论并不能作为我现在的结论，这里之所以原文刊出，只不过想表明本人的思想曾经真实的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仅仅具有个人档案的意义。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
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共产党进行新的历史定位？
说得再具体一点，我们究竟是应该继续把中国共产党当作必须加以推翻和消灭的敌人呢，还是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换思维方式，将中共当作一支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可以继续存在、可以继续争取执政机会的合法政党来加以引导和培养？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是摆在每一位民主人士面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回顾当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发现许多从事民主活动的精英人士都是把中共当作一种必须加以推翻和消灭的政治异己力量来看待的，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跟当年的国家社会党在德国的统治一样，给人民带来的除了灾难还是灾难，因而这个政党及其建立的红色政权必须加以推翻和消灭。
的确，这个星球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存在，特别是如果没有共产党政权的存在，许多制度性的灾难便不会发生，更多的人民会过得更好。而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记录来看，57年的反右、58年的大跃进乃至于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就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言，可能比列强入侵中国造成的后果还严重。比如说57年的反右派竟使得55万知识精英失去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权；58年的大跃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全国有40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所有死于战争的人数总计也不过1000万人，这就相当于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在中国一国发生了四次世界级大战，那么谁是制造战争的罪犯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更是一场浩劫了，它所造成的损失是根本无法量化、无法统计的。试想一下，除过沙俄、日本外，哪一个列强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过这样巨大的损失呢？
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记录来看，也发生了诸如摧毁民主墙、反所谓“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以及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宗教人士、和法轮功人士这样阻碍国家进步的悲剧。特别是在
在2006年春天以前，我本人对中共也确实怀有这种敌对和仇视心理，正如西安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所引为罪证的、我曾经在2002年写给熊焱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句话一样：“我对中共的仇恨已有十三年了”，而实际上我的这种仇共心理前后持续了将近十七年。我是从1989年六四血案之后开始怀有这种仇共心理的，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2006年春天我在渭南监狱第四次被干部关入禁闭室。在这将近十七年的时间里，我从心理上一直盼望着中共政权的崩盘，盼望着中共的垮台，并从行动上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着，而且还因此而前后三次入狱。但是——
当时间进展到2006年春天时，在我的人生行程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我因拒绝队列训练而被怒气冲冲的政府干部关入冰冷的渭南监狱禁闭室！
其实，在2006年春天以前，我曾经因为一些类似的原因而被监狱方面关过三次禁闭，时间累计七个月。但在这前三次七个月的禁闭中，我除了忍受超常的苦难外，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收获。但在第四次连续三个月的禁闭来临的时候，我蒙天主和基督的垂爱，在冥冥静坐中，不仅系统地回顾了前此三十七年的人生行程，不仅对民主墙时代以来二十八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史进行了系统的观照和反思，而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也做了冷静的分析和系统性总结。通过这种分析和总结，我认为在如何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道路问题上我们应该做新的思考和尝试了——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我的答案如下：
一方面，我们确实应该重视执政党所犯的系列错误。从其历史阴暗面而言，中共在这个国家所制造的诸多历史悲剧早已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这种因为制度和体制缺陷所造成的悲剧今天仍在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大规模的腐败、不间断的反人权事件等）继续上演着。从这个意义上讲，执政党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和改造，必须承认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错误，并以对历史和未来负责、对后代儿女子孙负责的态度加以彻底反省和纠正。也正是从防止这些历史悲剧继续发生的角度讲，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将中国的民主事业进行到底，“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是我们过去应该高扬的大旗，还应该是我们现在和未来所高扬的大旗，而且应该是我们永远高扬的伟大旗帜！
但是，另一方面，从我们民主阵营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不断变化甚至是不断前进中的政党。无论这种调整、变化和前进的步伐是多麽的缓慢和细小，我们都必须看到这种变化，尤其是我们必须看到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的某些改革和调整，以及因为这些改革和调整而给当代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我认为这种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基本解决了一个人口大国的温饱问题，这相对于饿死4000万人的大跃进时代而言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其二，八十年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及九十年代初到现在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繁荣提供了经济体制上的保证。
其三，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经济卷入世界经济竞争，从而提升中国经济的品位和质量争取到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条件。而构成中国经济的各要素也只有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的舞台上去，才能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提供潜在的可能性。
其四，因为发展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快速的得到了提升。到2007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经济总量而进入世界第三位。而如果按购买力计算，中国连日本也超过了，进入世界第二位（当然巨大的贫富分化另当别论）。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也已上升到世界排名中的第十五位（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7年度统计）。
其五，新一代中共领袖人物也在积极施行一些有利于民生的“仁政”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减免中小学生学杂费、在六所国立师范大学免除学费、推广医疗、社保体制改革等等，应该说这些措施是得民心的。
其六，从政治层面讲，执政党也在谨慎探索民主化改革道路，并局部地、小范围地进行着试点和试验。如党内民主改革中公推直选试验、党代表常任制试验、修改《选举法》，允许基层人民代表在选举中出现演讲、与选民交流的合法拜票行为等，同时还加强与八大民主党派的合作，允许民主党派领导人“入阁”参政等等。
特别是中共领袖都先后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民主价值观，表达了民主改革的意向，如胡锦涛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演讲中就说过：“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认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我也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温家宝2007年3月16日 在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时更是强调指出：“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形成的价值观”。中共高层的这种民主改革意图显然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积极回应。
其七，从社会自由度而言，尽管共产党还在竭力控制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舆论媒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过去相比，人民说话的空间更大，媒体的力量渐强，一些敏感的话题也会被媒体以打擦边球的形式抛出。而一些公开为民主叫好的文章如《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但可以在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上刊发，而且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还做过转载，并由此引发全国性的“民主”话题，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确实让身陷囹圄中的我都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中共高层的默许甚至鼓励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是因为前述七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使我认识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寻求民主理想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再也不能以老眼光僵化片面地看问题了。需要“与时俱进”的不仅仅是正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我们这些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士也需要“与时俱进”，我们需要从反右、文革、乃至“六四”这样的历史悲情中清醒地解脱出来。当然历史是需要清算的，但不是现在，而且我们清算历史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因此，我们需要同时发挥两只眼睛的作用——当我们用一只眼睛盯住共产党的错误时，我们也应该用另一只眼睛看到共产党在当代中国还有相对正确和阳光的一面。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不仅我们自己会继续重复一些同样的错误，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可能会因此而向后拖延多年！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前述七个方面的变化，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追赶现代化的问题上是既有诚意也有成就的。正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既往的绝对敌视态度和仇恨心理，我们不应该再继续把中共当作必须加以推翻和消灭的敌人——我们应该懂得妥协在政治博弈中的价值，我们应该做90°转向，以建设性的态度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一支可塑造的、在中国实现民主后可继续合法存在并可以继续争取人民选票而执政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谋求打到它、推翻它、消灭它。我们不反对它执政，我们反对的是它以永远的“老大”而自居的政治生态；我们谋求的应该不是它的灭亡，而是要它放弃垄断性的政治领导地位。在未来，共产党不但可以继续合法生存，而且可以和其他政党去平等地角逐执政机会，至于能否执政，那就要看广大人民的选票怎样说话了。说穿了，将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应该如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一样。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国民党也是一个专制政党，但是在经过英雄般的民主转型后，国民党不仅可以和民进党一样合法生存，而且完全可以通过争取选票而上台执政。从台湾的历史进程来看，民主转型后，国民党不仅在1992年和1996年赢得执政的机会，而且很可能在2008年3月重新赢得执政大位。既然民进党可以和国民党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同为中国版图的大陆为什么就不可以这样做呢？我们也要争取与共产党的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乃至于良性互动。
正是由于在2006年春天的第四次禁闭期间的这种心态的理性转换，我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和中国政治的实际生态出发，我们应该将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分做两步走——
第一步，我们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我们要去边缘化、去敌对化、去牢狱化、去流亡化，回归对话与协商。我们应该组建与八个民主党派具有同等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第九党(或90°联盟)去参政议政，在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协的平台上发挥我们的建设性作用。
第二步，在依法参政的基础上谋求执政权。也即通过和平协商、和平谈判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比较体面和光荣地放弃垄断性的领导权和执政权，从而使其他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拥有与共产党平等的法律地位。中国的执政机会将象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向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平等地开放，至于究竟花落谁家，将由人民的选票说了算。到这个时候，开创于孙中山 先生的中国民主大业就基本实现了！
总之，一句话，先参政，后执政，先做矮子，后做巨人，这便是2006年春天我在上帝和我主基督的启示下，在黑暗苦难的禁闭室里所感悟出的那条推动伟大祖国实现民主化的道路！
我曾在禁闭室中口占了一首《贺新郎》的旧体词来记录这件事——
其四，因为发展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快速的得到了提升。到2007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经济总量而进入世界第三位。而如果按购买力计算，中国连日本也超过了，进入世界第二位（当然巨大的贫富分化另当别论）。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也已上升到世界排名中的第十五位（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7年度统计）。
其五，新一代中共领袖人物也在积极施行一些有利于民生的“仁政”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减免中小学生学杂费、在六所国立师范大学免除学费、推广医疗、社保体制改革等等，应该说这些措施是得民心的。
其六，从政治层面讲，执政党也在谨慎探索民主化改革道路，并局部地、小范围地进行着试点和试验。如党内民主改革中公推直选试验、党代表常任制试验、修改《选举法》，允许基层人民代表在选举中出现演讲、与选民交流的合法拜票行为等，同时还加强与八大民主党派的合作，允许民主党派领导人“入阁”参政等等。
特别是中共领袖都先后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民主价值观，表达了民主改革的意向，如胡锦涛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演讲中就说过：“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认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我也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温家宝
其七，从社会自由度而言，尽管共产党还在竭力控制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舆论媒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过去相比，人民说话的空间更大，媒体的力量渐强，一些敏感的话题也会被媒体以打擦边球的形式抛出。而一些公开为民主叫好的文章如《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但可以在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上刊发，而且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还做过转载，并由此引发全国性的“民主”话题，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确实让身陷囹圄中的我都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中共高层的默许甚至鼓励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是因为前述七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使我认识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寻求民主理想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再也不能以老眼光僵化片面地看问题了。需要“与时俱进”的不仅仅是正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我们这些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士也需要“与时俱进”，我们需要从反右、文革、乃至“六四”这样的历史悲情中清醒地解脱出来。当然历史是需要清算的，但不是现在，而且我们清算历史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因此，我们需要同时发挥两只眼睛的作用——当我们用一只眼睛盯住共产党的错误时，我们也应该用另一只眼睛看到共产党在当代中国还有相对正确和阳光的一面。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不仅我们自己会继续重复一些同样的错误，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可能会因此而向后拖延多年！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前述七个方面的变化，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追赶现代化的问题上是既有诚意也有成就的。正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既往的绝对敌视态度和仇恨心理，我们不应该再继续把中共当作必须加以推翻和消灭的敌人——我们应该懂得妥协在政治博弈中的价值，我们应该做90°转向，以建设性的态度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一支可塑造的、在中国实现民主后可继续合法存在并可以继续争取人民选票而执政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谋求打到它、推翻它、消灭它。我们不反对它执政，我们反对的是它以永远的“老大”而自居的政治生态；我们谋求的应该不是它的灭亡，而是要它放弃垄断性的政治领导地位。在未来，共产党不但可以继续合法生存，而且可以和其他政党去平等地角逐执政机会，至于能否执政，那就要看广大人民的选票怎样说话了。说穿了，将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应该如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一样。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国民党也是一个专制政党，但是在经过英雄般的民主转型后，国民党不仅可以和民进党一样合法生存，而且完全可以通过争取选票而上台执政。从台湾的历史进程来看，民主转型后，国民党不仅在1992年和1996年赢得执政的机会，而且很可能在2008年3月重新赢得执政大位。既然民进党可以和国民党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同为中国版图的大陆为什么就不可以这样做呢？我们也要争取与共产党的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乃至于良性互动。
正是由于在2006年春天的第四次禁闭期间的这种心态的理性转换，我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和中国政治的实际生态出发，我们应该将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分做两步走——
第一步，我们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我们要去边缘化、去敌对化、去牢狱化、去流亡化，回归对话与协商。我们应该组建与八个民主党派具有同等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第九党(或90°联盟)去参政议政，在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协的平台上发挥我们的建设性作用。
第二步，在依法参政的基础上谋求执政权。也即通过和平协商、和平谈判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比较体面和光荣地放弃垄断性的领导权和执政权，从而使其他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拥有与共产党平等的法律地位。中国的执政机会将象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向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平等地开放，至于究竟花落谁家，将由人民的选票说了算。到这个时候，开创
总之，一句话，先参政，后执政，先做矮子，后做巨人，这便是2006年春天我在上帝和我主基督的启示下，在黑暗苦难的禁闭室里所感悟出的那条推动伟大祖国实现民主化的道路！
我曾在禁闭室中口占了一首《贺新郎》的旧体词来记录这件事——
贺新郎
指南针
经几番浮沉，
算而今，
十七年来，
三破牢门。
坎坎坷坷历苦辛，
难平怀中忧愤，
更煎熬风雨黄昏。
自信生来负天令，
却常叹前道雾茫茫，
指南针，
何处寻？
阴阳交化又一春，
谁能料，
四陷牢底，
幽禁缠身。
休道饥寒交迫苦，
惟有愿景牵魂。
三月三，
滚滚霹雳，
万里电光指亮程。
先矮子，
再做顶天人，
望乾坤，
好风云。
那种仍然希求一步到位而欲“毕其功于一役”的民主计划我认为可以暂时束之高阁了。我希望所有海内外一切愿意为中国民主事业而献身的朋友们和同志们都能郑重地考虑我的民主化意见和建议，我也以同样的心情希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它的领袖们本着对历史、对未来以及对它自身负责任的态度郑重地考虑我的民主化意见和建议。我虽然因寻求祖国民主事业而屡次坐牢，但我愿意忘记我个人的苦难遭遇并愿意暂时悬置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所留下的心理创伤和悲情去共同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去争取——
一个民主的未来！
一个自由的未来！
一个美丽的、万紫千红的未来！
一个芬芳的、花果蒸香的未来！
一个自由的未来！
一个美丽的、万紫千红的未来！
一个芬芳的、花果蒸香的未来！
我为这样美丽的未来而祈祷！
Amn!
(本文作于2007年春天的渭南监狱，局部地方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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