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危机关头的选择
当我最为热恋的民主女神和民主事业正遭到机枪坦克的杀戮时，我不可能做袖手旁观状，我只可能象一个最优秀的战士那样为自己所选择的民主事业、为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爱情而战斗到底！
我是6月3日中午回到西安的，我先洗了个澡，然后又大致的向先期回校的阿东同学了解了一下西安的情况，知道西安各高校也都处在罢课、罢教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于是我决定先大睡一觉，等第二天再考虑在西安开展活动的问题——我太疲乏了，在北京没有好好睡过，加上旅途劳顿，我从6月3日黄昏一气睡到了6月4日天明。
我为什么会在明知北京发生大屠杀的情况下而勇敢地前往北京？原因有二：
其一，我6月2日离开北京前给“外高联”负责任之一的连胜德说过“一旦这里发生紧急情况，我会立即返回”，而现在正是北京“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又从来在重大问题上没有戏言，没有谎话的，因而我必须兑现年轻的承诺。但最主要的是——
其二，我已经从心灵深处确立了对民主理想的深厚爱情。我在3月份写作《西化与现代化》一文时，已从理论上确立了对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热爱；4月中旬爆发的悼胡运动及后期学潮的争民主、反腐败实践已将我整个的精力和灵魂卷入民主大潮中。当我5月4日 为游行队伍高高举起第一面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时，我就知道民主事业已成为我所选择的最高理想。而当我5月16日晚 在学校行政大楼前第一个登上桌子演讲，当5月20日 为抗议北京戒严我作为“敢死队员”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5月23日凌晨 我在东行火车上带领全车厢的学生进行庄严宣誓时，我就知道正在进行的民主事业得到了我最热烈的拥抱。我知道这种拥抱是发自内心的，是一心一意的、全心全意的。因而当我最为热恋的民主女神和民主事业正遭到机枪坦克的杀戮时，我不可能做袖手旁观状，我只可能象一个最优秀的战士那样为自己所选择的民主事业、为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爱情而战斗到底！
我乘坐的36次特快于6月5号中午到达北京。由于我在火车上听到从丰台车站（北京南站）上车的人说北京全城都是军人，城内还在继续死人，而北京火车站根本不许学生出站时，我当即决定跳车。当时火车的速度不快，我拉开车窗，迅速地跳了下去，火车行使的惯性使我身体着地后翻了好几个滚。还好，除了路基侧面的乱石扎破了我的手掌流了一些血外，其他部位没有受到伤害。我迅速地进入居民区，在大观园附近我向市民打听情况，市民们正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各地的伤亡情况。在和他们的谈论中我知道了公主坟—八宝山—军博—木樨地—西单—线是伤亡最为严重的地方。我还了解到天安门广场已完全被军队占领。于是我决定去北大找“高自联”，但当时公交车已全部停开，我只能从丰台向海淀方向步行。在下午五点左右我沿南礼士路越过西长安街时，我第一次看到了瓦砾成堆的街景——大街中央的隔离墩被碾得支离破碎，不远处燃烧的汽车还在冒着浓烟，大街两边的玻璃橱窗也是大窟窿小眼，街边的交通岗亭、电话亭也被枪炮打得千疮百孔。大街两边行人稀少、行色匆匆，商店关门，有一些军人和装甲车在大街上巡逻，时而不时的还能听到从远方传来的零星枪声，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紧张和恐怖的气氛。我迅速穿过西长安街拐进了北面的小巷。穿越一条街后在一个十字路口又看到正熊熊燃烧的汽车。可见市民们还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着抵抗。我继续沿着街道往前走，一会儿碰见一个人骑着一辆三轮板车，另有两个人在旁边跑着、吆喝着“让路！让路！！”我一看，三轮车上躺着一个人，脸上全是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倒下的市民，他们可能正拉着伤员赶赴医院。我怔怔地站了一会儿，心里徒生一种悲壮感……
这时天快黑了，我已赶不到北大去了，便打听附近有没有学校。有市民告诉我不远处便是外交学院。于是我决定到外交学院找该院学生自治会，一则了解情况，二则晚上由一个落脚的地方。
在外交学院学生宿舍楼我找到该校学生自治会主席章华，章华臂挽黑纱，自我介绍后，我问了他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说他是最后一批撤离的学生之一。他说6月3日晚驻扎在郊区的军队要强行进城，受到市民学生的阻拦，于是军队就开枪了。他说天安门广场中心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但军博—木樨地—西单一线，死伤严重，而最严重的当属木樨地。章华在说这话的时候，心情是十分沉重和悲伤的。为纪念死难者，他不仅带着黑纱，而且还组织学生将外交学院的国旗降了半旗，自治会的广播还播放着哀乐。我问他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高自联”与各高校之间都失去了联系，军队已经控制北京，北京的学潮在近期恐怕难以开展了。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依现在的情形，北京已陷入红色恐怖状态，集体性的游行示威大概已不太可能，现在就看外地的运动情况了。于是我决定放弃去北大寻找高联的计划，而决定尽可能多地调查北京六四真相。我准备通过亲身调查向西安民众揭示北京的惨剧。从而为下一步西安的学运提供充分可靠的事实证明。但考虑到北京的巨大现实危险性，尤其考虑到时而不时划过夜空的枪声，我意识到自己在调查过程中也有可能被军方开枪打死，于是我当晚在外交学院宿舍用红笔写了一份遗书，我在遗书中写明了自己所在的学校、系别及本人籍贯，我向我的母亲简单说明了我为什么要参加学潮，我说如果我一旦在北京死去请不要为我难过。我在写遗书时被章华发现，他也非常感动。我向他谈了自己的调查计划，他说那样太危险，我说这是我目前必须完成的工作，章华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章华给弄了饭吃。正吃饭的时候，只见一个校领导模样的人来找章华说：“外交学院是一个外事单位，现在你们又是降半旗，又是放哀乐，又是挽黑纱，这会给外国人造成什么印象!”看样子这是一个拥护戒严的坏蛋。当他看到我时，问我是哪里人？章华说是“西安的学生”，他说：“上面早已通知外地学生不准留北京，你还让他呆在这里干什么！让他走，外交学院不要容留外地学生！”他又把章华叫到外面去可能交待了一些什么，最后章华回来很无奈的对我说：“校领导不让你留在这里，我看你还是先回西安吧.”然后递给我50元钱要我路上使用。我收下了钱，对他的友情表示了感谢，他要我路上多保重。
我早上十点左右离开外交学院后，便决定亲自到木樨地去调查情况。由于没有公交车，我只能一边打听一边步行。由于头天下午就步行了大半天，我的腿很痛，实在累得走不动了，我往路边一站，决定挡一辆自行车。一会儿，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骑了辆车过来，我一招手，他停了下来，问有什么事，我把自己的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说走不动了，请他捎我一程。他二话没说，让我上了他的车。通过交谈，他好像对我挺有好感，他让我到他家去歇一会儿，说他家就在不远处。我答应了，随他到了他家。当时已是中午，他给我弄了饭吃。饭后我休息了一会儿，在交谈中我知道了他叫王宝岐，是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84级学生，现在北京一家工厂工作。他听了我的计划后，认为现在的北京太危险，说我应该回西安去。我说过两天我就回去，但我现在主要想弄清一些情况，我说我准备到木樨地那边看看，说着我便起身，他从兜里掏出一些钱（大概是30元吧），说：“大哥也没什么好帮你的，你把这点钱带着，用得上的。”又将几个馒头和几袋榨菜塞到我背包里，说：“现在街上没有卖饭的，装在身上，饿了吃。”我的心里真是很感动的，向王哥道了声谢，便走了。
我从王哥家里出来后便去到木樨地。木樨地北面是中科院和积水潭公园，西边不远处便是军事博物馆，南面一个建筑群是所谓的“部长楼”，往东是西长安街，横贯木樨地的是一条大致南北方向的三里河。三里河上面有一座大桥连接西长安街和军博大街。
我到达木樨地时四周已经有好些人群，最明显的景观是横摆在大桥东侧的十余辆公交车七扭八趔地躺在那里。所有的汽车都被焚烧得只剩下铁框框，其中有几辆汽车还在冒着淡淡的青烟。而从大桥向西的马路上则一辆接一辆地、整整齐齐地纵向排着几十辆装甲车，装甲车也全被焚烧过，只剩下一堆铁甲，里面也没有人。通过与周围的人交谈了解到——由于木樨地是交通要道，只有一座桥连接三里河的两岸，而该处又是军队进入天安门的必经之地，因此，当6月3日夜军队强行突破外围路障开始入城时，英勇的北京市民将十来辆公交车开来横在大桥上做路障，以抵挡军队的东进。当6月3日凌晨 装甲车队东进到三里河大桥时受到市民的顽强阻击，军队打开了装甲车上的机枪扫射，很多市民流血倒下，于是勇敢的市民便点燃了公交车，公交车的大火蔓延到紧挨公交车的装甲车，结果大火进行了串联，装甲兵弃甲逃离，几十辆装甲车便全部被焚烧成铁壳。不过我心中的疑问是：如果说前面三、四辆装甲车来不及逃跑或撤离是有可能的话，后面的十余辆装甲车为什么会不及时撤离呢？不但连一点错位和后撤的迹象都没有，而且还排列得十分整齐，难道是当局有意制造假象以掩盖更可耻的阴谋吗？
我还查看了大桥周围的建筑物，街面石砾成堆，隔离墩支离破碎，电话亭、岗亭全被打得千疮百孔。部长楼临街的窗户玻璃也几乎没有完整的。重机枪在水泥墙上留下的弹孔有一指头深，路面、街边还有一些暗红的血迹，可见当时这里的屠杀是多么激烈。我感到自己的心里翻滚着青春的热泪，我想到1949年所谓的“解放北平”时可是连一枪一弹也没动过呵！而现在我们的人民为了反腐败、争民主却在这块土地上洒下了殷红的鲜血，真理何在呢？天理何在呢？！
但我忍住了眼泪，我知道现在并不是哭的时候，我要了解真相，我要继续调查。于是我往西去到军博附近。军博前面的街上也有几辆被烧成废铁的装甲车。而且重要的是军博大楼和军博对面的大楼里面有枪支在相互射击。街上行人都远远躲开军博中心街区，都站在东西两边观望。枪声不紧不密、稀稀朗朗，偶尔也会响起一连串的枪声。我站在军博东面斜对面的小巷子口上观望，一会儿从小巷里面跑出来一辆三轮车，车上躺着一个中年男人，头上脸上全是血，同样有人在两边奔跑吆喝着——这是我在89年第二次看到用三轮车拉的死伤人员（时间是6月6日下午五点左右）………目送着拐往东边的三轮车，我的心里真是很悲凉、很悲凉！
这时，天色已暗下来，我打听到附近有一所北京轻工业学院，于是便决定到轻工学院投宿，第二天再调查。
在轻工学院没找到自治会的学生，于是我便找陕西藉的老乡。还好，一个安康藉的男同学接待了我，饭后安排我睡到了他的床上，我躺在床上将近两天的观察较详细的记录到了笔记本上后才睡觉。
到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天开始转阴了。这时我也抵达西单附近。我发现在一些低矮的楼房顶上有一些士兵在走动，还有一些则趴在楼沿，将枪口对准大街晃动着，士兵们一律戴着钢盔。而在西单东侧靠中南海西院墙外往南横穿大街的地方站立着一长排全副武装的士兵，也就是说东边已经是军事禁区，所有往东去的行人都被挡回或引往南边的小巷子。看到这种情况我知道天安门方向是去不成了，便想横越大街进入南小巷——我从方位上判断出从南小巷往东南是可以去到天安门南广场的，我还是想去看一下天安门广场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但也就在这时——公元1989年6月7日下午4点左右，一种没有想到过的厄运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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