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我在秦城监狱的日子
熊焱、连胜德、孙建伟等人便一起大声打报告，对值班干部说我病得很严重时才引起狱方的重视。医生进来给我量了体温，高达39.8℃，于是医生下令立即送我去医院。一会儿进来几个士兵把我平放到担架上抬了出去。当时大概是凌晨两点钟左右，外面还下着细雨，躺在担架上，任细雨飘过我的脸庞……
在劳动人们文化宫关了我六天后，6月12日下午，公安人员突然把我单独叫出，然后把我押上一辆警车，将我押往半步桥监狱。在半步桥监狱将我关进一间要经过好几道铁门的号子。那个号子里只关押了一个中年人，经交谈，知道他是北京当地人，因为经济问题被判了八年刑，现在还剩三年刑期。当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对我很友好，用脸盆将桶里的热水倒出来，让我先擦了澡，我知道自己身体早就脏的不像话，也就很爽快的擦了个热水澡。很快，晚饭来了，一个窝头，一个馒头，一份稀饭。他给我领了饭，又把自己的馒头让给了我，要我吃饱。
由于身体尚未复原，加上七八天没有睡过好觉，所以饭一吃我就上床睡了，半夜要撒尿，而房子里又没有厕所，只有一只马桶放在墙角，我感到难为情，但又没有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在马桶前站了十来分钟才完成这个程序。
还好，第二天一大早便把我叫出去上了另一辆警车，车上还有另外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我们被上了手铐并被勒令蹲在车厢里，不许抬头观看。随后车子启动，约莫两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后来才知道的位于北京昌平县的秦城监狱（也有人说我们到达的是隶属于公安部的秦城看守所）。
秦城监狱是五十年代为关押高级干部而由苏联专家设计，由后来曾担任过公安部长也曾在这里被关押过的谢富治督导建成的。监狱外观一点也不起眼，均由三层低矮的青砖小楼房构成，北面是光秃秃的低矮山岭，周围则是大片的农田。89年我被关进去时，江青还在这里服刑——当然我们不可能见到她，但江于两年后在该监狱自杀。
我被看守人员领着穿越了曲曲折折的走廊和几道铁栅门后，被关进六号房间。我进去时，里面已有三个学生：一个是清华大学热能系88级的孙建伟，一个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85级的梁煜，还有一个是北京师范学院的陈来。由于都是学生，我们很快就惺惺相惜，有了战友、同志加兄弟般的感情。
六号监舍位于一层，根据太阳的光线可辨出是东西方向。房子由两道门组成，外面是一道大铁门，大铁门上有瞭望孔供看守在外面瞭望。里面是一道铁栅门，平时两道门都从外面锁死，只是在开饭时才打开外面的门。室内面积不到20平米，而占地面积最大的是由木板制成的大通铺，大通铺不到一尺高，床沿一头抵住西面的墙壁，一头下面用木头固定死。床下不留任何空间，大通铺两面装有暖气片，西墙两边靠近二楼楼顶的地方开有两小扇钢筋窗户，由于位置很高，人站着只能看到天空和不远处的山峦，而看不到任何地面景观。房子东北角楼顶处有一架方柱状监控器对着室内。而一进门右侧拐角有一小间卫生间，推开小门进去后，里面有一个洗漱池，还有一个抽水式座便器，座便器外侧靠近走廊的墙壁上由一个瞭望孔，以方便外面的哨兵观察卫生间的情况。不用怀疑，在我后来生活过的十来所看守所和监狱里，秦城监狱的卫生间是最高级的了。
我是6月13号被送进六号监舍的。此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又陆续关进四个人，他们分别是北京大学的熊焱、天津中国民航学院的连胜德、北京语言学院的张前进、中国政法大学的龚志忠。龚志忠是昆明人，在政大攻读双学位。连胜德我已在前面有过介绍，我和他的“缘分”不仅在于我们同在“外高联”工作相识，而且被捕后又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同一个监舍。而在这同监舍的八个难友里，除了陈来、梁煜、龚志忠后来失去联系外，相处关系最好而又保持联系时间最长的当属熊焱、连胜德、张前进和孙建伟了。
熊焱是湖南双峰县杏子铺人，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于87年考入北大法学研究生。圆圆脸，戴一副眼镜，人长得白净秀气。他是北大学生领袖之一，5月18日 与王丹、伍尔开希等人同时参加与李鹏的对话会并做了让李鹏很不高兴的发言和质询。六四大屠杀后他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发出公开的退出中共的声明，后与王丹等人同被公安部下令全国通缉。他本于6月12号左右乘车逃往西北方向，但6月13号下午被警方在山西大同抓捕，6月15号中午被关进我们监室。熊焱进号门时给我的印象最深了——他进门时上身穿着白衬衣，下身穿着休闲裤，脚穿一双旅游鞋，留着长发，戴一副眼镜。他一进门就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笑着对我们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啊！”我由于从骨子里面认可五四精神，喜爱北大人，加上他又是全国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因而大我五岁的他很快就成了我最好的兄长。熊焱也很喜欢我，给我谈过许多事情，还送我一件衬衣。91年冬他出狱后还在北京给我汇款50元钱并在信中要我“多读书，好好读，拼命读！”92年秋他出国，就读于哈佛，93年他夫人出国伴读，夫妇俩还同时在美国军队学习过一段时间，一时传为佳话。他还和另外一个学生在美国一家法院以“反人类罪”对李鹏提出起诉。后来他到一所神学院攻读神学，现在好像是在美国军队做专职牧师。
张前进家在贵州，是北京语言学院英语系86级学生，天生一个乐天派，瘦高个，串脸胡，喜欢开点玩笑，2002年我还在西安和他通过电话，后来他去了美国，我在渭南监狱服刑时还收到过他从美国发来的贺年片，目前在从事传教事业。
年龄最小的是家住山东惠民的孙建伟，他比我还小两岁，17岁上的大学。6月4日凌晨和其他同学一块在一条街道阻击军队进城，由于他向警方承认自己“扔了两块砖头”，因而被当作“小暴徒”送进来，还好，他的学业也未受到影响，93年在清华毕业后考入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读硕士，接着95年又攻读该校该专业的博士学位，一心一意地做专业了。他和我通信最多，直到98年初我在汉中因竞选人民代表被捕后才失去联系。不知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不过他一直不同意我从事政治活动，要我好好搞专业。虽然志向不同，但双方的友谊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这几位难友，是因为89年秦城监狱的这一段生活对我很重要，六号监舍的这八位兄弟都是相当有能耐并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人。虽然现在天各一方，虽然在这八位兄弟中，现在只有四人（即连胜德、熊焱、张前进和我）还在公开致力于中国的民主事业，虽然留在国内的目前只有我一人还在艰苦奋斗，但我相信八位兄弟不但不会忘记同在秦城监狱的那段岁月，不但不会背叛祖国的民主事业，而且我相信都在从自己所选择的方向上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做着艰巨的努力，做着精诚的奋斗！我相信未来，我们这些曾经的难友一定会有欢聚一堂的日子的。
前面说过，我们都是一群很年轻的人，熊焱年龄最大，也不过26岁，最小的则只有18岁，我呢，刚好20岁。因而大家都很活跃，都有着比较良好的精神状态。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大家都是因为寻求祖国的民主事业而集中到一起来的。八个人虽分属七个省（两个四川人），但大家的心却是一致的，正如熊焱所说的那样——“我们是革命同志啊！”虽然我不太使用“革命”这个概念，但我们相互引为“同志”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正是因为学生行为的正义性，因为民主事业的正义性，所以我们都不会有思想包袱，不会有什么精神负担，大家都表现出一种蓬蓬勃勃的朝气，大家谈论学潮，打探对方的家乡风情，唱崔健的歌，甚至讲政治笑话，有恋爱经验的甚至讲自己的女友，而且讲的兴高采烈。甚至喜欢开玩笑的人要求结了婚的熊焱谈谈自己某方面的经验和感受。当他们谈论到爱情这个话题时，我会想到我初中时的女同桌，当然我和她之间没有青春意义上的恋爱，但我们之间好像有过十三、四岁男女同学间的那种若即若离的相互吸引力。因为在我初二转学时，她还在月光下送过我小礼品，当然我也回赠了她小礼品（之所以会出现她先我后的情况完全在于自己在少年时代就特别的自尊），那其实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直到现在想起那个遥远的月光下的夜晚我都有些留恋，甚或还有一些伤感。因为那是26年前的事情了。我有时也会想起一位大学女同学，她那如花儿一样红艳艳的小脸会时而不时地飘过我的脑海，只不过那种回忆很纯洁，纯洁得如同一朵挂在眼睫毛上的雪花，当你准备细看时，它却融化了、消失了……
我们的生活还可以，平时三顿，周末两顿，主要是小馒头，二两一个，一顿两个，一份菜，菜不多，但做工油水还可以，一般情况下菜里会有几小片切得薄薄的、亮晶晶的小肉片，吃起来很香的。有时还会吃上红烧肉，由于红烧肉是大块的墩墩，又有难看的肉皮，太油太腻，我一块都吃不下，因而吃红烧肉时就将厚肉墩墩夹给别人。湖南的熊焱最爱吃红烧肉。我有时候会想到这样一个怪问题：白白净净、秀秀气气、斯斯文文的熊焱怎么能吃得下去那样油腻的肥肉墩墩，当然每天早晨会给几个窝头，两小片萝卜泡制的咸菜。窝头是用玉米面做的小拳头大的馒头，底部有一个凹进去的小窝，否则蒸不熟。窝头大家都不太吃，因而常常会堆在暖气片上，只是在饿了的时候吃上一些，大部分窝头都被弄到马桶里冲走了。不过我倒觉得冷窝头吃起来还挺香的。连胜德也喜欢吃凉窝头，有时候他看到我吃时，就会用成都口音对我唱到：“给我一点窝头，给我一点窝头”，那眼神和表情挺滑稽的。每次打饭时，干部会推着饭车和菜桶来到各个号子门前，这时外面的那扇铁门就会打开，饭菜馒头从铁栅门底部的一个小方框中递进来。虽然才开始感到屈辱，但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惯了。记得有个张管教，五十岁左右，和我们号的关系处得不错，有时候会多给我们两个小馍或多打一点菜——挺和蔼的一个小老头。
我们也轮流打扫卫生，一般饭后我们都会用衣服做成的抹布将地板擦一下，卫生间也轮流擦洗。后来熊焱的爱人送来了香皂牙膏之类的日用品，我们也开始刷牙、擦澡。
我们才进去时都很狼狈，因为戴着土铐子（不是锯齿状的“手镯子”，而是上锁的铁环），又始终不给打开，无论吃饭、睡觉、上厕所都不给打开，一天24小时戴着。因而很麻烦，尤其是上厕所时特别麻烦，这里我就不细说了。晚上睡觉出现惊悸时突然弹张的胳膊会被手铐弄得很痛。自然衣服是脱不下来的，好在当时是夏天，要是冬天就糟糕透顶。这种被土铐折磨的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7月中旬才被全部解除。
我们也利用时间学习，熊焱带有罗兹曼编写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我认真地读过一遍。有趣的是我发现书中的“现代化”概念和我当时想象的不一样，我当时想象的“现代化”便是“高度发达、高度先进”的意思。而书中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端于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另外他还有一本《英语口语辞典》，孙建伟还带有一本清华大学编著的供理工科学生使用的精读英语，我也会在没事的时候翻翻。
我们隔壁的五号监舍是一个小号，才开始关押着一位女同学，据连胜德根据声音辩析说该女同学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李翠萍，我不了解情况。但我们每晚睡觉前会轻轻地敲击几下墙壁，早晨起床后也会友好地敲几下，有时候也能听到对方轻叩墙壁时的“笃笃”声。那情形很刺激人，大家屏声静气，侧着耳朵贴着墙，好像在搞地下情报活动似的。不过后来也许因为管理不方便（因为各个监室不但有监控，而且卫生间也有瞭望孔，而看守干部则全是男的），六月底就把她调走了——因为我们听不到她和管教说话的声音了。
李翠萍被调走后，大概是7月2号，王丹被关进了这个小号，王丹说话有些沙哑，所以熊焱他们和王丹打过交道的一听也就听出来了。我对王丹直到现在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5月18号在与李鹏对话时他的精彩发言我相信给全国的电视观众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89年作为全国头号通缉犯而被北京当局判处四年徒刑，96年10月30日再次被当局判处11年徒刑，只是由于美国的干预，98年才被从锦州监狱直接送往美国。王丹现在仍在一如既往的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精诚奋斗，我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我相信，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以王丹为代表的八九“天安门一代”会以自己的卓越奉献而无愧于自己的祖国、无愧于我们的人民的！
大概也是自7月中旬开始，我们每周还可以有一次洗澡放风活动。洗澡时由管教把我们带到二楼一个淋浴间，淋浴间有两三个喷头，虽然七八个小伙子显得拥挤，但由于是热水，又是淋浴，当然感觉比在卫生间用凉水擦澡要好得多。可惜每次只给我们十分钟时间，时间一到，管教就会在外面吆喝，我们呢，不管洗好洗不好，也只能是服从命令，匆匆的穿好衣裤便被带回监舍。
放风也是每周一次。秦城监狱的放风间和现在的看守所放风间不一样。现在的看守所号子是和放风间连为一体的，一般里面是生活、劳动、睡觉的地方，隔一道门，外面是放风间，因而每天都可以去放风间活动的。但秦城监狱的放风间远离监舍，建在一个单独的大院子中，大院子外面是围墙，上面有士兵巡回，里面是一排被隔成四四方方的天井院，这些天井院并不大，大约十来个平方米，四周隔墙都很高，但由于是敞口的，所以我们被关进去后可以在里面活动活动。由于晴天才放风，所以平时晒不到太阳的我们可以好好晒晒太阳。大家差不多全都脱掉上衣，有的甚至将长裤也脱掉好让尽可能多的皮肤感受太阳的温暖。我呢，一则由于身上皮肤黑，二则总好像还有一点山中少年的青涩之心，总觉得当众裸露身体是一种不雅的行为。所以一般情况下也就只是仰着脸、闭着眼睛晒一会儿就行了。虽然放风时间很短，也就半小时左右，但也会常常晒得头晕眼花，而且会出满头满身的细汗，回到号子又赶紧去用凉水冲洗。
我的衬衣裤子由于在6月7号被捕的那天下午被凶恶的大兵们撕烂，特别是那件衬衣被大兵从右下摆一直撕裂到胳肘窝部位，所以平时也就只好在右下侧打个结绑死，后来熊焱给了我一件白衬衣，梁煜给了我一件红色的运动短裤，我才摆脱了衣衫褴褛的情况。
我们才进去不久，大概是6月20号左右，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天上午天气很阴沉，好像要下雨，我们也都在床上坐着或看书或小声说着话。这时突然从二楼或三楼的某间房子传来“嗵”“嗵”的击打声，那声音很像打人时所发出的那种闷声。我们以为是哪个号子的难友在被看管们虐待，正议论时，突然不知哪个号子的兄弟大喊一声“不要打了！”于是我们号子还有其他一些号子也纷纷喊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跟着我们开始唱《国际歌》，歌声迅速蔓延到其他号子，不一会儿整座大楼都响彻着充满战斗性的《国际歌》歌声，声音是如此的大，以至于我们都能感觉到整座楼房的震动。大家心里都悲愤极了，惹得管教、武警士兵纷纷出动，费了好大劲才将整座楼房的集体抗议和集体骚动平息下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弄错了，那声音其实不是打人的声音，而是武警士兵在进行常规的体能训练，以后我们还会多次听到这种声音。这件事其实折射出政治犯们的某种带有普遍性的斗争规律，其实凡有真诚信仰和追求的人们既就是在失去自由的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也会在某种情况刺激下进行忘我斗争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不仅在89年的秦城监狱经历过，在后来的其它监狱生活中我还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本人也会在某些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正面抗议和反击，这是后话，暂不说吧。
管教干部有时会有选择性地给我们发放一些报纸。大概在6月25号我们得到了一张《北京日报》，上面报道了中共在6月24日 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情况。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全会对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的处理——胡启立被免去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芮杏文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阎明复被免去统战部部长一职。而赵紫阳不仅被赶下总书记的宝座，而且一并被免去了其政治局常委（当时共设五个常委，即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全会指责他犯了支持“动乱”的错误，而最为荒谬的指责是他犯了所谓“分裂党”的错误——一个党的总书记被指责为“分裂党”，这叫什么逻辑？！这里我不妨也谈谈我对赵紫阳的认识。
其实在大学以前我对他的看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知道农民很喜欢他，因为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是由赵紫阳首先在四川搞起来的，因而在民间口头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因为万里也同时在安徽推行承包制试验）。中学时代只知道他先做了几年的总理，后来在87年元月胡耀邦被邓小平赶下台后，赵取代胡做了中共党的总书记。由于当时的自己还缺乏独立的观察和思考，认为中央决策不可能不正确，因而对于胡的下台和赵的上台没有觉得有什麽不对。但88年到西安上学后，由于种种前面曾经叙说的原因，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开始发生哥白尼式革命，特别是我接受了民主自由价值观，因而我开始重新审视发生在86年的那场自由化学潮，结果我对胡耀邦的下台深为同情。也因此我对取代胡耀邦的赵紫阳开始表现出不满情绪，逻辑很简单——既然胡是因“纵容自由化”而下台的，赵的上升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反自由化”的人，他是踩着胡耀邦的肩膀坐到总书记的位置上的。因而在平时看电视新闻有他出现的镜头时总是斜着眼睛看他。而他最让我生气的时间是在1989年的4月29日晚 ，当时在袁木、何东昌一帮老官僚与首都部分院校师生进行所谓的“对话”时，一个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忽然拿出了一本封面有赵紫阳打高尔夫球的杂志，这让我对他的印象不好到了极点，因为当时传闻中的“倒彩电”丑闻据说和他的儿子有关系，因而在5月中旬他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前，他和邓小平同为我心中所深恶痛绝的人。但是5月16日 他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能勇敢地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垂帘听政”现象面对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说出来（五月十六日下午 ，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决定），5月18日 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时所留下的热泪全部洗刷了我对他的不良印象。而当5月19日晚 他又拒绝出席首都党政军万人大会，以实际行动抵制戒严，反对军队入城，反对对学生和市民进行镇压，这相对于顽固派们的狰狞恶毒来说，我觉得赵是一个多么善良的老人，一个多么慈祥的老人，一个多么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现在赵紫阳为保护我们学生受到错误的清算，年轻的我们心中怎能平静，熊焱、连胜德连连叹息，但是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能从心里为老人感到悲哀，为我们的祖国悲哀，为我们的人民悲哀。此后，这位老人就长期处于软禁状态。2002年10月，在我组发的全国193位民主人士致中共十六大的公开信中，我还特别建议执政当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恢复赵紫阳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遗憾的是老人却在2005年2月17日 郁郁长逝——那真是很令人痛心的事！但我也衷心的相信历史会给他一个公道的，未来会还他一个公道的！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不久的一个下午，当局把我们这些囚犯们集中到门外的走廊上开了一个会。当我们走出监舍时，外面的走廊里已坐满了人，好多管教在喝令大家坐下，不许东张西望。而所谓“坐下”就是让大家都就地坐在水泥地板上。我在出门的瞬间扫视了一下会场，一排坐四个人，前后大概也就上十排吧。总共可能不到五十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但也有中年人。我们坐在中间排，和大家一样，静静地没有人说话。前面摆了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一会儿，一个约五十左右穿着制服的男人拿着个杯子过来坐到椅子上，头油光光的，有些臃肿肥胖，应该是个官阶不低的头头。只见他扫视了一下会场，便开始摆着官僚强调训话。事隔20年后，我大概还能记得下面这些东西——
“报纸都看了吧，赵紫阳的下场怎么样？想效仿匈牙利，想表演纳吉（50年代的匈牙利总理，1956年改革失败，被苏联支持的保守派处死）的那一套，那是做梦。现在，我们的党中央，我们的军队已经对这场动乱、对这场反革命暴乱做了及时的平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读了一点书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真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呀，真以为自己上了大学就不得了啦，我告诉你们，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们还嫩着点。新中国是共产党打下的江山，是千千万万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不由共产党执政由你们执政呀？你们不要再幻想搞什么三权鼎立，搞什么多党政治，搞什么轮流坐庄，那是妄想，那是做白日梦。我们的党是英明的，我们的政权是强大的，我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因此，我奉劝你们，要好好地反思自己的世界观，反思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要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所毒害。我告诉你们美国的民主是骗人的，是富人的民主，黑人、穷人是没有权利的，只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真正的当家作主。你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我要再次奉劝你们要好好地从灵魂深处反省自己的错误。”
应该说这个老官僚还是掌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他所说的这些话也基本上是官方意识形态中的“老生常谈”，他在我们面前摆足了“官老爷”的架子，不仅官腔十足，而且每讲几句话，都要拿起杯子呷一口茶。我记得他在谈到赵紫阳时还说过赵不该哭了，“哭什么？不嫌丢人！”——这个老官僚又哪里懂得人性和人道主义呢？！而在中间谈到生活问题时他还说过什么“肉有什么好吃的，不过香了嘴，臭了屁股”之类的大粗话，实在让人感到吃了苍蝇似的。
我大概在七月下旬开始生了一场大病。
由于四月中旬学潮爆发以来的长期奔波，由于被捕时遭受过非人的折磨，由于生活营养跟不上，到秦城监狱后我的身体是非常虚弱的。七月中旬我就开始发烧，但也没在意。不料几天后却越来越严重。我睡到了水泥地板上也止不住浑身的灼热。难友们在吃饭时间给管教干部说我病了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有一天晚上半夜我浑身酸涩，头痛欲裂，实在支撑不住了，熊焱、连胜德、孙建伟等人便一起大声打报告，对值班干部说我病得很严重时才引起狱方的重视。医生进来给我量了体温，高达39.8℃，于是医生下令立即送我去医院。一会儿进来几个士兵把我平放到担架上抬了出去。当时大概是凌晨两点钟左右，外面还下着细雨，躺在担架上，任细雨飘过我的脸庞，我感到了些许的凉爽。在昏黄的路灯的映照下，我看到好像把我抬出了监狱，因为在出一道大铁门时，我看见了高墙上的铁丝网和探照灯。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我只知道从抬着我的士兵和医生干部一行人匆匆行走的脚步里可看出自己病得不轻。39.8℃是个什么概念我当时也不清楚，我只是后来才了解到人的正常体温是37℃左右，倘烧到42℃人就会死亡，而自己竟然快烧到40℃了，难怪我头痛得要裂了。
我被送到监狱医院，几个医生一合诊，确定是高烧引起肺炎，于是立即给我打针并挂上吊瓶。医生忙完后对值班士兵叮嘱了几句什么便出去了。于是病房里便只剩下我和士兵两个人。日光灯发出的光是苍白的，值班士兵默默地在房中走来走去，脚步轻轻地，也不说话。而我则平躺在白色的病床上，静静地看着铁支架上悬挂着的吊瓶，看到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很有节奏地顺着导管下流着，看到刺进我手背上静脉血管的针头被横七竖八的白胶布缠裹着。我以前生病时都是吃的片片药、打的针剂，从来没有输过吊瓶，却想不到生平第一次挂吊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不了解病情，我心里有一种恐惧感，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治得好，我就那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又睡不踏实，稍一动，手背上插着的针头便把我痛醒了。但天色也渐渐亮了，一瓶输完，士兵叫来医生又给我挂上了第二瓶。
大概早八点左右，士兵换岗了。新来的士兵年龄也就十六七岁，脸圆圆的，但肤色也许是训练的结果，有些黑。由于输液的结果，我尿憋得厉害，我已经憋了好长时间，再也憋不住了，于是只好开口说我要撒尿。令我大为感动的是该士兵给我找来一个小钵，他把我扶起坐在床边上，然后帮我把裤子解开要帮我接尿。我说让我去厕所吧，他说医生不让我动。我身体也确实很虚弱，坐起来感到身体是虚飘的，于是只好由他端着小钵为我接尿，我虽然十分难为情，却因为憋得慌，也就顾不得其它心理尴尬而放任自流了……我尿完后该士兵又将它拿出去倒了。因为连续输液，尿来得特别快，在他的班次上又为我接过两次，我在内心里真正的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在闲聊中我了解到他家在山东，我曾对他说：“真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他还笑着说“没事，你是病人嘛，这是我的责任。”
当他说“这是我的责任”时，我想可能是医生这样叮嘱过。但不管怎么样，我心里都十分地感动，既就是20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件事我还是特别的感动，我看到了人性中特别善良与温暖的一面。尽管由于六四大屠杀和6月7日的苦难遭遇使得当兵的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严重的阴影和创伤，但这个山东兵确实让我看到了人性中十分美好的一面，我看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光辉。虽然我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但我相信如此善良的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他的，我祝他幸福，祝他一切都好！
到下午自己能勉强支撑着下地时，我便不让值班士兵再为我提供这种服务了，我自己拿着小钵解决这个问题，我就那样在监狱医院打了两天吊瓶。第二天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平躺在床上想些心事——我想到了遥远的故乡，想到老家的母亲不知要急成什么样子了——因为当时高校从时间上讲应该早放假了，而我却没有按时回去。我还想到了母校和同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历史系读书……
经过两天的吃药、打针、输液，到第三天下午我的体温完全降下来，我又被士兵用担架抬着送回六号监舍。兄弟们关切地围过来问长问短，我说不要紧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干部给我安排了一个月的病号饭。病号饭的油水要好些，主要是面条、汤饭，里面会有些鸡蛋、豆腐、西红柿或青菜一类的东西。我一个人吃病号饭还很不习惯，所以每次送来病号饭，我也会招呼兄弟们一下，但兄弟们都很客气，都不愿意动我的饭食。有时候他们扭不过我的热情，也只是象征性的尝尝。由于监狱方面的及时医治，由于难友们的关心，加上自己毕竟年轻，因而时间不长，我的体能也就基本恢复了。
说心里话，相对于我后来在其他监狱的见闻而言，我对秦城监狱的印象竟是非常“美好”的，无论是里面的干部、管教、士兵、医生，还是其环境、设施我都有一种很奇怪的“亲切”感。除了七月初给我们集体训话的那个官腔十足的某领导给我印象不好外，其他人员对待我们不像是对待一群“反革命”，没有谁给我留下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也没有谁大声地呵斥过我们。尤其是几个管教干部都上了年纪，有些头发都花白了，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真有一种长辈对待孩子的那种美好感受。虽然因为我的疾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而加深了我对秦城监狱的好感，但我相信我的上述感受并没有任何的夸张，我在内心里向那些能称之为“叔叔”的管教们表示敬意和谢意，那些人可能早已退休了，我祝愿他们安度晚年（当然在我说这些话时我并不会忘记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秦城监狱及其管理人员都是限制和剥夺我们人身自由的所谓“国家机器”，这里的“美好印象”是相对于我以后在其他几所监狱的糟糕印象而言的。）
我在前面说过，同监舍的七八个难友因为年轻，且都是为了正义的民主事业而关进来的，所以大家都有一种乐观的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但这不等于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保持这样的风貌，尤其是对于年龄较小的孙建伟和我来说，七月份以后内心都有些急。孙是山东惠民人，到清华上学也不到一年，由于他“承认”向进城部队“仍过两块砖头”，因而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理，而且由于年龄才十八岁，他对于他父母的思念很厉害。我也一样，因为我一直很爱自己的母亲，而且母亲也一直很爱我，因而我特别担心母亲的挂念。我害怕家母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打击。有一天下午我和孙建伟谈到“母亲”这个话题时，我和他竟然相约——他面向东南他家乡山东的方向，我面向西南我家乡陕南的方向一块祈祷起来——我们均祈祷我们的母亲平安……
而事实上在六四事件发生后，我的一些亲友围绕我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情。首先我哥到师大去找我，没找到。得知我去了北京，我哥又到北京去找我。我哥在北京找我找得很辛苦，后来他给我说：在北京一些高校找不到我，有人就提醒说，是不是到一些医院去找找，看我是不是出事了？于是我哥又去到很多医院找我。而医院的大夫听说我哥找人大都是首先把他领到太平间去辨认尸体。我哥说他当时实在忍受不了太平间的画面。基本上他去过的每个医院太平间里都停放了很多血迹模糊的尸体，他就那样一具一具的辨认。说在积水潭医院的太平间里他看到一具尸体面相很像我，他说他当时一下子眼泪都出来了，但仔细一看又有些不像，他拿不准到底是不是我，突然想到我的胸膛上部第二个纽扣处有一个小时候留下的烧疤，于是为了弄清这具尸体到底是不是我，他便解开纽扣，他说他解纽扣的时候心跳得特别的厉害，手都在颤抖，结果解开查看后，发现那人胸口上部并没有伤痕，他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我哥为我前后两次奔赴几千里之外的北京，但都找不到我，我母亲急得整天流泪，又是烧香，又是许愿。特别是为了使我能够平安回来，五十多岁的母亲还专门步行去到四十多里外的一个香火很旺的“祖师洞”里向“祖师爷”许愿说，只要我能平安回来，她就向“祖师爷”烧三年高香（后来我果然平安回来，母亲则很虔诚地向传说中的祖师老爷还了三年愿）——这事我一直不知道，直到95年我从汉中回老家陪母亲看病时，母亲才告诉了我）。与此同时，母亲还找人为我算命，算命的说，我不会出大的危险，说到7月某日我人不回去信就一定回去。说来也奇怪，到了那一天，我托西北农业大学85级学生柯伟稍的口信真的于那一天被那个在省农业学校读书的初中女同桌（吴雁）稍到家。直到这时全家人才知道我在北京被抓起来了。但因为人有了着落，家里人也就松了一口气。而且不久，秦城监狱让我们每人给家里人发的一封信件家里人也收到，于是我母亲我妹妹又给我寄了一封信和一个小包裹去北京，结果信和包裹都收到了。
而同样令我感动的还有我一帮正在高中补习的同学。当他们六月份听说我在北京“死了”时，便开始发动捐款，要到我家里去“慰问”，但被老师制止。高考结束后，有一位叫韩扬的同学还不辞辛苦地跋涉了上百里山路（因为他不知我家的准确地址，隔的又远，中途还把路弄错了）去到我家亲自为我母亲拭去悲伤的泪水……这位男同学当年考上西安一所学校，后来我们在读书期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我们被关到秦城监狱后，各人也都受到警方的审讯，熊焱和连胜德收讯次数最多。熊焱由于是全国通缉犯，大概于八月中旬还从我们号调走了，估计是单独关押在小号里。我对于警方的审讯问题早有心理准备，考虑到我在西安的事情北京方面不会去调查，而我在北京的事情除了6月7日 被捕时在我书包里搜出的调查记录和遗书外没有其它直接证据能证明我在“外高联”的身份与活动，而且6月中旬连胜德一进六号监舍，我便请他在官方审讯时不要说认识我，不要说我在“外高联”的事。再说6月4日 我在火车上，不在北京，这样我的问题就会轻得多。果然，警方在讯问我时一开始要我老实交代自己在北京的活动，我一口咬定就他们直接掌握的那些东西，他们由于拿不到我第一次来京的活动证据，因而便将讯问重点放在我为什么要做调查、为什么要写遗书的问题上。我说做调查、记笔记只是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目的，而写遗书则是由于6月5日 我还看到有人死亡——当想到自己也有死亡的可能性时便写下了遗书。在前后几次的谈话中我始终坚持这样的说法，最后也就不再提审我。
也许正因为我的这种机智，加上我又不是北京学生，结果“秋后算账”时我竟成功地保住了学籍。大概是9月16号下午我们都还在午睡时，号子门被打开，管教让我“收拾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匆匆忙忙地将一点衣物一拿，和众兄弟道了声“各位保重”后便随管教出来了。外面的院子停有一辆警车，干部让我上了车。两个小时后我被转到北京市内一个叫“K字楼”的监狱，在那里临时关押了数天后，大概于9月25号左右我被陕西师范大学公安处的两名干部从北京接回西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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