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李泽厚论“改良”

驳李泽厚论“改良”

就拿当代中国来说，温家宝身为执政党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总理，从权位上讲和古代的商鞅、王安石等人差不多，温本人若干年来也竭力鼓吹“民主、自由”普世价值，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无奈他终归只是“二老板”，在执政党官僚系统的动员能力不是足够的强，尤其是得不到受“毛泽东思想”浸淫的“大老板”的支持，结果，温公喊烂了嗓子也于事无补，反而被严重边缘化，并被部分民间人士扣上了“中国影帝”的“二尺五”，改革之难可见一斑。

李泽厚因为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某些弊病，因为看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乱象，也因为看到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武装割据局面所付出的高昂社会成本，他便一脚将“革命”踢进了垃圾堆，主张“告别革命”，“告别辛亥革命”。他从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出发，强调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他在《告别辛亥革命》一文中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并提出自己的“社会发展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我认为李泽厚的“社会发展四顺序”论是既经不起理性论证、也经不起历史实践的检验的。从理性层面讲，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最高目的应该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民主是必须的前提。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少数人的基本人权必须得到法治与宪政框架下的制度保护。有了民主不一定实现社会正义，但没有民主绝对实现不了社会正义——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个人尊严，一个国家的人民连基本的个体尊严都没有，又谈何社会正义。中国古代也有所谓“包公”一类的“官老爷”明察秋毫，为民作主、为民除害，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正义，但“大老爷”是怎样产生的，能否公平办案，以及相关责任追究机制——所有这些处于社会大多数的“民”是无法参与、也不许参与的。没有参与就没有主体性，就没有尊严，因此这个社会也就缺乏实现正义的必须前提。而且，从逻辑上讲，经济发展也不是个人自由、社会正义与政治民主的前提。历史的经验事实是——在一个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里，大多情况下，经济与社会都会得到更加良好的发展。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发达的国家都是民主自由国家的现实就是证明。而最发达的美、英、法等国并不是在经济高度发展后才实现民主转型的，相反，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得以确立后，这些国家才真正进入了经济良性发展期（尽管也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且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并不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日本，现在的中国，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总量都很高，但无论彼时的德国、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都没有成为民主国家，由此可见，无论从逻辑关系还是历史实践上讲，李泽厚的社会发展四顺序论都是大谬不然的。

李泽厚还说：“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样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

李泽厚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确实有着突出的地位，尤其在19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李泽厚在文化思想界更是无人能敌。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就“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无论反封建“吃人”文化、宣扬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也无论德先生、赛先生的飘洋过海，甚至白话文的鼓吹都有助于人的觉醒和个体解放。但是由于日本侵略和列强的环伺，中国人首先面临的是国家救亡问题，这导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放弃争自由、争人权、争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而转向轰轰烈烈的民族救亡和民族革命当中——也即“救亡压倒了启蒙”。但革命救亡问题解决后，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专制独裁、个人崇拜等等说明中国需要续接一场新时代的思想启蒙运动。

尽管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理论在1990年代受到李慎之等部分学界人士的批评，但我一直认为李的这个理论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也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现实的看，中国的八十年代确是一个改革与思想解放的年代，不仅知识界、文化界的主流人士在进行启蒙与改革的鼓吹，而且执政党也顺应时势，确实在大张旗鼓的推进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改革运动，到87年中共十三大，有关“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政治改革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正因为1980年代的思想界与执政当局基本实现了良性互动，完成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认为自己“功莫大焉”的李泽厚才会在后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改良”与启蒙结论，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文化界乃至于整个的民间只需要以“笔的自由”鼓吹“政治改良”、“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就行了。

但是，李泽厚在这里犯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他错把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看作自己乃至于思想文化界的功劳了——这是一种完全的错误，至少是一种严重的偏见。八十年代之所以发生伟大的改革实践，根本原因不在于知识界的改革鼓吹，而在于执政党内部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专制后，一部分有经济实用主义头脑的党内大佬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走上了前台，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在文化革命中因“路线”和权力之争而遭受打击的核心大佬邓小平通过助手胡耀邦等人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并通过组织“平反”途径将一大批受过迫害的党员干部及中高级知识分子纳入自己的干部系统和话语系统，由此才引发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反思，并进而延伸到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和对民主、自由乃至于人权方面的思想启蒙。

这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体制改良运动并不是学界民间主导的，学界民间只是起了积极回应与推波助澜的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执政党核心官僚队伍（包括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口号是执政当局自己喊出来的，“改革开放”的事业（包括联产承包、建设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等）也是执政当局自身推进的，并不是民间学界大力鼓吹的结果。试设想，如果76年10月6日中南海政变失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被关进监狱，极左派完全掌权，或者毛泽东到100岁才死（1993年），还会有李泽厚们所念念不忘的八十年代吗？

其实，古今中外，改革的主导权都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上。尤其是在非民主自由体制下，所有的改革，无论成功还是不成功，都必须由统治集团的核心官僚说了算，都必须有当权派的重度参与或主导。从中国古代情况看，无论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改革，不仅主持改革的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都身居万人之上，手握相宰大权，而且他们的改革动作都是在最高老板秦孝公、宋神宗等人的支持下才得以完成（注：张居正改革时，明穆宗刚死，万历皇帝即位，年仅10岁，张居正升内阁首辅，终于得以“任法独断，操持一切”）。

现代的情况也一样。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台湾改革也是在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直接作用下展开的，国民党核心领袖兼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认为：“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说“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发表“国庆”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很快废除“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实现了“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的承诺——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终于在华人社会完成了最成功的试验。

苏联的改革则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完全主导下完成的。戈尔巴乔夫85年上台不久就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的理论，在国际外交上放弃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对抗思维，强调“核时代”的和平共处，强调“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更重要的是，在内政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巨大弊病，认为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是没有民主人道可言的，所以他强调苏联必须改革，建设“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并从“公开性”、“透明度”出发，给社会舆论松绑。最后终于成就苏联乃至整个东欧的和平转型。

如果非民主国家的核心当权者反对改革，或者反对某方面、某领域的改革，既就是有次一级的官僚想推进某方面的改革，也是寸步难行的。就拿当代中国来说，温家宝身为执政党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总理，从权位上讲和古代的商鞅、王安石等人差不多，温本人若干年来也竭力鼓吹“民主、自由”普世价值，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无奈他终归只是“二老板”，在执政党官僚系统的动员能力不是足够的强，尤其是得不到受“毛泽东思想”浸淫的“大老板”的支持，结果，温公喊烂了嗓子也于事无补，反而被严重边缘化，并被部分民间人士扣上了“中国影帝”的“二尺五”，改革之难可见一斑。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幕迟迟难以拉开，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改革早在2008年就已“死亡”，不是因为学界、民间不呼吁改革，相反，若干年来，公共知识分子竭力鼓呼改革，但见效甚微，甚至执政当局在“维稳”旗帜下，不断倒退，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改革（改良）主导权”掌握在执政当局的核心官僚手中，这些核心官僚不想改，纵然中央政府总理配合民间千呼万唤也是无济于事的。

但在民主自由体制下，因为国家核心官僚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体制内的分权制衡，体制外的舆论监督，对执政官僚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一旦民间舆论就某项改革形成强大民意基础，执政系统就必须向民意的方向前进，否则，无论是执政官还是执政党都将面临选票危机，因此，在民主自由体制下，民间的改良诉求才会对执政当局达成经常性的良性互动，这也是近代民主自由国家的工人运动大多追随伯恩斯坦、考茨基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

话至此，我的结论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改良（改革）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中。在民主自由体制下，执政者鉴于选票制约，对于强大的民间改良舆论能够从善如流， 社会与国家能够消解各种矛盾肿瘤，并取得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民主自由体制下，是否改革完全取决于执政当局的自身利益考量和良心自觉，如果执政者缺乏良心发现，如果他们自身掠夺的天量国家社会财富因为变革有可能丢失，而广大人民又没有和平有效的选票制裁权，在此情况下，民间再强大的改革呼声也是在“对牛弹琴”。

因此，当李泽厚说：“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时，我认为他恰恰没有看清中国的国情，恰恰没有弄清改良的主动权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民间手上，既就是1980年代的改革也是官方在主导，而不是民间，但他基于错误的经验认知一味地倡导改良，断然地否定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这对于他所寻求的“现代化”来说只能起到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作用。

那么，中国的改革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和平转型能否完成，李泽厚所关心的“怎么样推动执政者改革”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我认为答案不在民间的“改良”呼吁，而在于民间的“革命”压迫——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展开分析。

赵常青

2012.1.10.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