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我如此纪念死难者！
中国西安 赵常青
午饭时，他们点了菜，并要来农家烧酒。我不喝酒，服务员便给我的杯子里倒了一杯清茶，当他们举杯时，我当着他们四个人的面说：“就让我以茶代酒向死难于二十年前的兄弟姊妹们敬上一杯吧！”说完我将一杯清茶轻轻地洒向地面……此举招来了几位警官的一片呵斥……
提起“六·四”，我的心里总会涌起一种深深的悲哀和深深的惭愧！
屈指算来，六·四大屠杀已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里，虽然海内外民主力量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促使执政党重新认识这场悲剧，给六·四死难者和八九民主运动以应有的评价和地位，并以此为契机开辟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新局面。但不幸的是自八九年以来，执政当局顽固拒绝这种忏悔，顽固地维护自己对于人民的屠杀行为，从而使六·四死难者的灵魂长期得不到安宁，而中国的民主化事业也因为执政党的这种冥顽不化和残酷打压而长期郁郁不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国家悲剧。尤其，相比较于执政党对于大跃进、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四·五天安门运动的悔罪行为，六·四血案的悲剧性意味尤为浓烈——既就是对于57年的那场反右派运动，执政党也在七十年代末从事实上给与了“平反”（官方说辞为“甄别”），然而对于二十年前的那场血腥暴行，执政党却始终执迷不悟，并准备无限期地“悬置”自己对于人民的应有忏悔！对于六·四死难者、对于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十三亿人民来说，还有比这更剧烈的悲哀吗？
悲哀之余，我的心里会有一种深深的惭愧。尽管二十年来，我也曾为六·四死难者、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奔走呼号，甚至还因此而三度入狱，但相对于中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强权力量而言，我（们）的努力似乎总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总显得那样的力不从心，也因此，每逢六·四来临时，我总想做点纪念活动以告慰六·四死难者的在天之灵，甚至想通过纪念的方式来减轻自己因力不从心而产生的惭愧感、负疚感和悲哀感！
今年六四来临之前，我就曾与友人商议过应响应王丹、胡平等海外民主力量的的号召，着素衣素服前往北京进行悼念活动。我觉得在死难者捐躯的地方来表达自己心中的缅怀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纪念，因此，6月1日晚我去西安火车站买了一张第二天前往北京的车票，准备6月2日乘T42次列车前往北京。
但是6月2日一大早，西安警方就来到了我居住的楼下，因为是“老相识”了，他们将我“请”上了汽车，说要找我“谈个话”，因为类似的“谈话”、“喝茶”活动以前也有过，我想他们是例行公事，而自己的车票是下午的，于是便同意与他们进行一次谈话。
谁知道，车子启动后便向郊外开去，我感到方向不对，便提出随便找一个地方聊聊，他们便说要带我去吃什么“农家乐”，我说别吃“农家乐”了，随便吃点什么，聊一会儿就行了，但他们并不停车，并要我好好配合他们的工作。我掏出手机准备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他们又将我的手机夺走，我有些生气，我说：“我虽然知道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但从法律程序上讲，你们这样对待我是错误的。”他们说：“别说那么多了，你是明白人，咱们最好还是心照不宣吧！”
就那样，出三环后，他们将车一直向西南方向开去，两个小时后，车开进了秦岭大山里面，又经过约一个小时的车程，车开进了朱雀国家森林公园里面，最后在静苑宾馆门前停下，这时大概是下午一点左右。
下车后，他们将我向宾馆里面带去并开了两间房子，我因为要赶晚上的火车，心里很急，我要求他们开车回市内，他们说：“既来之，则安之，在这里住两天吧，这里的空气这么好，环境这么好，好好地放松一下吧。”我知道北京是去不成了，只好非常无奈地随他们住了下来。
可能是为了防止我“逃跑”，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增派了两名年轻的警力——就那样，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四个人便带着我在朱雀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转悠。象芦花河、画眉岭、玉女潭、百尺天梯、双潭飞瀑、擎天峰、奇秀峰等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和足迹。客观地说，朱雀国家森林公园确实有着极好的风光，奇山怪石、飞檐流瀑、古柏苍松、小桥弄水、林海深幽、雀鸟和鸣——确实一个观光避暑的好去处！
但我的心却轻松不起来，甚至感到非常的沉重——该如何纪念六·四死难者，这是盘旋在我脑海上空的一个主要问题。六月三日黄昏，我决定自己动手做一个花环来表达自己对死难者的哀思。晚饭后出去散步时，我趁他们不注意，迅速在路边采折了几枝松枝和艾草，又在宾馆左前方开满白花的无名花树上折取了两根小花枝（从爱护花草的角度讲，我知道自己的这种采折行为是不对的，但从纪念的角度讲，我必须这样，而且我准备向宾馆管理人员作出解释，我相信在国家森林公园里我为六·四死难者讨要几枝小花枝，他们是不会不给的），但就在此时，他们迅速找到了我，一韩姓警官严厉地训斥了我，问我要做什么，我一点也不隐瞒地告诉了他们我要编织小花环的想法，并请他们理解。但他们毫无商量的余地，韩警官并命令另外一个年轻人将我手中的花叶、松枝和艾草拿回宾馆，假意说给我先保存着，于是那个年轻人便拿了花枝向宾馆方向走去。
另外三个人则陪我在宾馆附近的林间小径里转悠了一阵，天快黑时返回宾馆。我便找那个年轻警官要花枝，他说宾馆服务人员拿走了，我又找宾馆服务人员要，但他们硬是把我拉回到住房，不许我搞任何纪念活动，要我规矩点。我说在房子里搞点纪念活动难道不行吗？我说二十年前的六·四死难者难道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私利而献身的吗？难道他们反腐败、求民主是错误的吗？在房子里搞点纪念活动难道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吗？韩警官说：“等回西安后你在自己家里搞吧，在这里不行，宾馆是公共场所。”听了这话我很生气，我说：“你们真要这么认真，那咱也来个认真，这样吧，请你们先出示工作证及相关手续。”他们不愿出示工作证，并要查看我的身份证，我说：“查看身份证可以，但必须先出示你们的工作证件。”他们还是不愿出示证件，我说：“如果你们不出示证件，我会将你们的行为视为绑架，我要打110报警。”他们笑了，韩警官说：“别闹了，相关手续我们会给你补上，咱们还是配合默契点，再说你现在也不能和外界联系。”我说：“不联系可以，但要允许我编织花环进行纪念。”正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一个女服务员将我刚才采折的花枝送来了，刚踏进门口，就被他们大声呵斥道：“出去！出去！将花枝拿走！”女服务员吓得赶紧将东西拿走了，我说：“看你们什么态度，不让编织花环也就算了，何必要吓唬人家服务员呢？！”就那样，编织小花环的愿望终于被他们“消灭于萌芽状态”……
早饭后，他们带我上画眉岭，我在林间小径采折了一束叫不上名字的小白花拿在手上，他们不让带，我硬是坚持带回了宾馆，我将那束小白花插进水杯放在窗台前表示我的纪念，但一会儿就被他们偷偷扔掉了。他们摆好象棋，要我与年长警官对弈，我告诉他们：“今天我不会进行任何娱乐活动。”他们觉得扫兴，干脆将租来的象棋退掉了。
午饭时，他们点了菜，并要来农家烧酒。我不喝酒，服务员便给我的杯子里倒了一杯清茶，当他们举杯时，我当着他们四个人的面说：“就让我以茶代酒向死难于二十年前的兄弟姊妹们敬上一杯吧！”说完我将一杯清茶轻轻地洒向地面……此举招来了几位警官的一片呵斥，我估计他们手中的农家小酒怕也因此而褪去了几分酒香吧！
果然两天后，几个人将我从朱雀国家森林公园送回西安，并联系当地派出所要我办理暂住证。
昨天晚上，通过联系，了解到西安的诸位友人包括马晓明、杨海、张鉴康、郑保和、马育中等人在六·四前均被当局强制旅行。
行文至此，这篇小文字该告一段落了。抬头望去，窗外的天空正下着细雨，我的心空好像也在下着细雨——2009年的6月4日就以这种很无奈的纪念方式过去了，问题在于2010年、2011年……还将继续这样的6月4日吗？还将继续这样的纪念吗？这种可能性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但无论如何——无论六·四死难者是多麽的失望，无论执政当局还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加以阻挠和打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去为祖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我相信六·四死难者的未竟之业一定会得到实现的！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2009.6.7.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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